深切悼念王世英同志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深切悼念王世英同志
程子华 杜任之 曹言行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在窃据高位的那个“理论权威”和叛徒江青的残酷迫害下，王世英同志含冤逝世。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亲密战友王世英同志。每当我们回忆起他革命的一生，回忆他为党、为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业绩，总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王世英同志是山西省洪洞县人，出生在一个贫穷农民家庭。他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境贫寒，步行去太原，进入公费的国民师范学校念书。由于对军阀阎锡山的统治不满，于一九二四年参加校内民主、爱国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之后，王世英同志考入黄埔军官学校，为第四期学员，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投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王世英同志在安徽、山西、陕西、上海、南京、天津等地从事党的“军运”、“策反”、联络、情报和统战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白区这个极其复杂的环境中，王世英同志机智沉着、顽强战斗，完成党所交给他的各项任务，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政治情报，对保卫根据地和保卫党中央起了一定的作用。他还运用各种关系，为党保存了一批干部，积蓄了革命力量。文化大革命期间，窃据高位的那个“理论权威”和叛徒江青，竟把王世英同志对党的这一重要贡献诬陷为“结党营私，招降纳叛”。这只能进一步暴露他们迫害老干部、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一九三六年，王世英同志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白区工作，接受毛主席对白区工作的指示。之后，他在北平、天津、太原等地，在国民党西北军和一些地方势力中，广泛结交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宣传党的路线、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对推动全国的团结抗日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抗战初期，王世英同志先后在太原、临汾，在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对第二战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更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三九年，王世英同志担任我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忠实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当时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这个老奸巨猾、顽固不化、骨子里坚决反共的人，对日寇和蒋介石的态度是：谁得势就投靠谁。当时我们党对阎锡山的方针，一是拖住他，不许他投降日寇；二是支持他，不让蒋介石把他吞并掉，因为他若被蒋吞并，我陕甘宁边区的东南翼将会遭到蒋介石更严密的封锁。王世英同志在阎锡山统治区内，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纵横捭阖，用公开工作掩护秘密工作，随时掌握阎锡山的动向，及时向党中央提供可靠的情报；同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大造革命舆论，推动阎锡山抗战。在秘密工作方面：他在阎锡山的党、政、军、民各个系统里，都安排了我们的内线关系，阎锡山的秘密活动和机密文件，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知道。在公开工作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对阎锡山的高、中、下各级干部，积极宣传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对阎锡山统治区内各部门的动态和人民的疾苦，可以及时了解，向党中央反映。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发出三个“消灭共产党的秘密文件”，其中一个就是在王世英同志领导下，由内线关系搞出来的。这三个秘密文件在延安印成小册子，名为《磨擦从何而来》，在全国普遍散发，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四○年冬——一九四一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王世英同志遵照党的指示，面见阎锡山，陈说“团结抗战”和“反共倒退”的利弊。同时利用内线关系，说服阎锡山对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的反共“皓电”置之不理，严守中立，帮助我们党从侧面粉碎了蒋介石扩大二次反共高潮的诡计。一九四二年夏，日寇和汉奸到山西吉县同阎锡山谈判，欢迎阎锡山进太原。阎锡山非常动摇。对此，我党中央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在延安报纸上公开揭露阎锡山投降日本的企图。同时，在二战区利用内线关系，进行大量工作，大造舆论，并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迫使阎锡山未敢公开投靠日寇。国民党除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外，也时常卡阎锡山的脖子。王世英同志请示党中央之后，向阎锡山提出，我们同他“以物易物，以有易无，互助互利”。这样做，也是支持阎锡山，使他免被蒋介石吞并。对此，阎锡山很高兴，下令他的经济部门同陕甘宁边区进行贸易。我们经过这个渠道，由二战区引进大量的物资，打开了蒋介石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缺口。
王世英同志在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期间，经常对干部、战士进行革命教育，教育大家热爱毛主席、朱总司令，热爱党和八路军；不论遭遇任何危险，都要立场坚定，绝对不能泄露党的机密；在日常工作中，要百倍提高警惕。他对保密工作经常进行细致的部署和检查，同内线关系接头更是谨慎周密。因此，多年来，我们的地下组织一直没有遭到破坏。虽然
“交通”经常遇到敌人的检查和盘问，但从未发生失密问题。一九四○年十一月，办事处驻在陕西宜川卓家庄，遭到胡宗南军队的突然袭击，在这种严重情况下，仍未失掉任何秘密。这与王世英同志平常注意保密教育是分不开的。
王世英同志非常注意培养干部。在办事处领导的内线情报工作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地下党的干部；经过审查，办事处从二战区介绍了一大批青年到延安学习，后来都参加了革命工作。他非常关心办事处的干部和公勤人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经常亲自给同志们上政治课。他和同志们同甘共苦，以平等态度待人，尽管生活艰苦，随时可能发生危险，但同志们亲如家人，非常安心工作。王世英同志非常劳累、辛苦。白天同国民党周旋，晚上看书、看文件、写报告，经常工作到深夜。同志们劝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说：“我的身体还好，革命尚未成功，工作比休息更舒服一些。”在他的带领下，大家都勤奋地工作和学习。
王世英同志在八年抗战期间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二战区的工作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为我党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得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嘉许。
解放战争初期，王世英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军委敌工部长，参加军调小组工作，同蒋介石、阎锡山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他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长，坚持党的立场，贯彻党的路线，积极参加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谈判工作，在开展“高树勋运动”，分化瓦解敌军方面，做出很大成绩，对华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全国解放后，他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兼政法委员会主任、山西省省长。他坚持党的各项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疾苦；对于地方干部由于违反政策和不实事求是而造成的冤案、错案，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深入查证案件的真情，实事求是地进行纠正，从而解放了大批受迫害、受冤屈的干部和群众，维护了党和政府的威信。王世英同志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受到人民的称赞与爱护。文化大革命初期，当王世英同志受迫害时，太原市六十多个群众团体，代表几十万群众，上书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批驳对王世英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以铁的事实说明他是党的好干部，应予解放。这说明王世英同志在山西深得民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一九六二年，王世英同志调到中共中央监委会工作，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他经常带病下乡做实地调查，曾给党中央写了“晋南视查报告”。这个报告是以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和《工作方法六十条》为指导，密切联系农村实际情况写成的。这个报告强调巩固集体经济，反对单干；提倡按劳分配，批评平均主义。王世英同志最后指出：“群众的生产情绪很高，夏收秩序良好……原因是群众感到政策兑现了，能够多劳多得，多产多吃。这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原因。”他在报告中批评了当时“鞭打快牛”的做法，并且批评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不正之风。然而后来，这些正确意见竟被迫害他的人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真是颠倒是非！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面对种种诬陷和残酷迫害，坚贞不屈，顽强斗争。在生命垂危时刻，仍然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并用毛泽东同志勉励他“真金不怕火炼”的话，鼓励自己顽强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王世英同志在日记中写道：“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几十年，临老说我是混进党里的反革命分子。我死也不能承认。现在混好混……，过去是到处捉，到处杀，没有饭吃，没有去处，日夜与敌人搏斗，怎么混法呢？……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不是反革命派，打也打不倒，要经得起考验。”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
王世英同志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勇于斗争，刚直不屈；他艰苦朴素，不谋名利，关心群众，他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王世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死是党和人民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