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和法治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人治和法治
王礼明
在我国长期的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的话是“圣旨”，是高于法律的。法律也是由皇帝钦定的，他想要就要，不想要就可以随便废弃。
“四人帮”讲了不少儒法斗争，大讲儒家是反动的，法家是进步的。但是，他们对于先秦儒家和法家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分歧，却是讳莫如深，这就是：法家之所以称为法家，因为他们是主张法治的，而儒家则是主张人治的，认为要治理好国家，不在法律的有无和好坏，而在君王的贤明。“四人帮”不敢讲这一点，因为讲出这一点，既不利于他们自己肆意践踏法制的行为，也会暴露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继承了儒家的反动的东西。
人治为什么不好，法治为什么比人治好？这个道理，两千多年前的法家创始人已经讲出来了。慎到说：“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慎子·君人》）就是说，如果不用法治而用人治，一切赏罚杀戮，都由君王的意志决定，赏多少，罪轻重，都由个人说了算，就会造成同功不同赏，同罪不同罚，下面当然要鸣不平了。《韩非子》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说：“为人主而身察百官”，不但在时间和精力上不够，“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韩非子·有度》）就是说，君王爱看什么，听什么，做什么，下面就投其所好，尽照着他的意思去说和做，这只能造成吹牛拍马、阿谀奉迎的风气。所以韩非认为国君只能“因法数，审赏罚”，
“使法择人”，“使法量功”，才能把谗佞之徒赶下去，把有才能的人选上来，国家才能治理好。（《韩非子·有度》）慎到和韩非的这些话，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检验，不能不承认他们是说得有道理的。
不要法治，而要人治，就只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治理国家的一个人的身上。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大都是昏庸不堪的，当然治不好国家，只能盼望出个好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说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当皇帝以后，在贞观初年，还注意节俭、谨慎；但是，到了贞观中期，天下已定，他也就骄傲起来了。幸亏他下面还有一些大臣，敢于对他提出劝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魏徵。贞观十三年，魏徵抱着不怕死（“甘从斧钺”）的决心，上了一道《十渐不克终疏》，从十个方面对李世民善始而不能慎终的错误，提出了批评。魏徵批评李世民，说他认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所以总是随便动用民力，使老百姓“疲于徭役”。他批评李世民“昵近小人”，“疏远君子”，
“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所以分不清好人和坏人。他批评李世民对于一些有“积年之行”的大臣，动不动就怀疑、抛弃（“或一朝疑而远之”，“或一人毁而弃之”），使忠义的人日益疏远，钻营利禄的人很快升迁。他批评李世民依仗自己功业大了，看不起前朝和当代的人，“此傲之长也”；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称自己的心愿，即使自己压抑一下，听从了谏告，终是耿耿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从而使“亲狎者阿旨（对皇帝的旨意一味阿谀奉承）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魏徵着重指出，他提出来的李世民的这些错误，都是关系到“社稷安危，国家理乱”的大问题。李世民毕竟是个有为的皇帝，看到魏徵的这个奏疏以后，并没有责怪他，反而对他说：“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就是说，人臣对待皇帝，很容易做到一味顺从，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才是最难得的。李世民把魏徵的奏疏写在自己宫内的屏风上，以便朝夕阅读，引起警惕。李世民是个皇帝，他的一言一动，别人只能绝对服从（“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不犯错误呢！（均引自《贞观政要》卷10）有魏徵这样的人在旁边，时常说些逆耳的话，李世民总算没有犯很大的错误。但是，象李世民和魏徵这样的君臣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少了。
搞人治而不搞法治，还有一个弊病，就是容易出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局面。（《礼记·中庸》）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例如，战国时的楚悼王用吴起为相，“明法审令”，取消一部分贵族特权，裁减冗官，奖励耕战，颇见成效。但变法不久，还没有形成一套法律制度的时候，悼王病逝，吴起被楚国的宗室大臣乱箭射死，变法也就失败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而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效果就大不一样。孝公初年，商鞅开始变法，到孝公病死，前后经过二十多年，在秦国形成了一套适合地主阶级统治需要的法律制度。后来，秦孝公死了，商鞅也被他的仇人秦惠王车裂而死，但“秦法未败”，秦惠王执行的还是商鞅制定的那套法律制度，秦国因此富强起来，后来终于统一了天下。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在不可能真正实行法治的封建社会里，也要搞一套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才能人存政举，人亡政续。
上面讲的是封建社会的情况，但是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也很有可以借鉴之处吗？我们有些同志总是不大相信法治，他们说：“不要迷信法律”。那末，靠什么呢？靠民主吗？民主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来保证，不过是一句空话，这一点，我们也已经有足够的教训了。不靠法律，就只能靠“长官意志”。讲“不要迷信法律”的人，实际上只能迷信“长官意志”。所谓按照“长官意志”办事，就是要人治而不要法治，它会造成什么恶果？慎到、韩非早已说得很清楚了，近几年来我们的实践也已经再三表明了。“不要迷信法律”的这种看法，是不是受了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人治思想的流毒没有肃清的表现呢？！
有的同志说，我们也主张人治，我们讲的人治，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就是重视人的作用。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任何阶级的统治，总是通过人来统治的，这不是区别人治和法治的标准。问题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是由某一个人说了算呢，还是应该通过制定和执行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来实现呢？无产阶级承认领袖和杰出人物的作用，但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集体。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必须实行集体的领导，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只能搞群言堂，不能搞一言堂。集体领导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最近华国锋同志在三中全会上又重新强调了集体领导的原则。这就是我们的党规党法。如果破坏了这条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就遭到破坏，它会造成什么后果，大家也都已经看清楚了。集体领导是一条党法，同样的，民主选举的制度，在领导人不称职时可以罢免的制度，人民法院独立地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制度等等，也都是重要的法律制度。只有把这些法律制度健全起来，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才有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进一步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