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日本歌舞伎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鲁迅与日本歌舞伎
晓蕙 锡佩
歌舞伎这个日本民族的艺术珍宝，很早就为鲁迅先生所欣赏。鲁迅在一九三四年的日记里，记载着三次观赏日本歌舞伎，以及和演员交往的友谊：二月四日晚，全家经内山夫妇邀往歌舞伎座，观看志贺乃家淡海剧团的演出。第二天，应内山招饮，同席有歌舞伎演员淡海等。事隔一日，他又亲自约了郑伯奇同志去观赏歌舞伎。该剧团的艺术家也十分崇敬鲁迅，曾先后向他投寄信片，赠送礼物。十月二十八日，他再次携全家同往歌舞伎座观剧。这在鲁迅的生活中显得十分特殊。鲁迅向来厌恶旧剧场中的乌烟瘴气，对三十年代上海的一些荒诞离奇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艺，更多次予以揭露和鞭挞，在送日本剧评家升屋治三郎离沪的赠诗中，曾沉痛地发出“莫向遥天望歌舞”的呼声。然而，此时此地，他却三次欣然观赏了歌舞伎。这固然是出于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但也是因为他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就爱看这具有三百年历史，富有独特色彩和优美风格的日本民族的传统戏剧艺术。
在日本仙台至今还保留着这样一张照片：繁华的街上，座落着一幢木结构的二层西式建筑。这就是二十世纪初叶，仙台市镇内的剧场——“森德座”。据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同学、班长铃木逸太一九七四年八月八日的回忆，当“森德座”上演歌舞伎时，他在立看的观众中见到了周树人，同学们互相招呼着说：“啊，周君也来了！”回国后的鲁迅，也曾向亲友忆述自己在仙台常花费八分钱去站着看歌舞伎。站着看，对一个靠低微的官费维持学习和生活，从小又酷爱民间艺术的穷学生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享受。歌舞伎，使身居异国的鲁迅感到既新鲜，又亲切：那动听的三弦、夸张的亮相、多采的脸谱、高超的技艺，以及种种象征的手法，跟他幼年在祖国绍兴乡下所见的戏剧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很容易领会，印象极深。
日本歌舞伎植根于民间，又汇合了戏剧的各种优秀的表现手法。就拿舞台前装置的“花道”来说吧，它径直穿过观众席，演员由此上下场，很自然地把观众的情绪带入剧情中去。这类表现形式，鲁迅也是十分熟悉的。他十多岁时，曾装扮义勇鬼卒，参加农民、手工业工人为敬神禳鬼而演出的“目连戏”中的开场仪式——“起殇”。他在杂文《女吊》中记叙自己当时跟十几名应募扮演鬼卒的小孩一样，爬上台去，脸上涂几笔彩道，手拿钢叉，随着鬼王跳下台，“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刺在坟墓上”，算是召请横死的冤鬼——包括明亡后，因对抗清王朝而遭屠杀的“英灵”们——前去看戏，“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完成“召请”任务，便跑下台。演员由观众席上下场，虽则在中外戏剧，特别是民间的野外演出中时有可见，但日本歌舞伎创造性地把它搬到了剧院内，发展为
“花道”形式，使它更富有艺术性，成为歌舞伎特有的舞台结构。鲁迅正是从诸如此类的艺术创作中，认识了日本人民善于吸取他人之长，又富于创造性的特点，对他青年时代的思想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鲁迅欣赏歌舞伎，还在于许多优秀的剧作家和艺术家们前赴后继地反对封建压迫和资本主义文化的侵蚀，不断扬弃糟粕，创作了无数具有深刻人民性的剧目。这些内容真实地表达了人民在封建束缚中的苦闷，以及对封建压迫的对抗精神，如一九五五年来华演出的《劝进帐》和这次演出的《忠臣藏》等，都是深受广大人民欢迎的名剧。歌舞伎的内容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斗争生活有不少共通之处。所以，有着“韧”的战斗精神的鲁迅，在他临死的前两天，跟日本友人谈到他的新作《女吊》时，就联想起日本戏剧中的“鬼”，他怀着深刻的印象例举了在仙台所看到的歌舞伎剧目《御岩》和《牡丹灯笼》。“御岩”这一女鬼和中国的“女吊”十分相似，她们都是受尽压迫，含冤而死，也有着同样强烈的复仇精神；而表现追求爱情的鬼戏《牡丹灯笼》，虽然是由日本剧作家根据中国传去的历史故事改编成的，但很快就在全日本流行了。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命运和理想是多么一致，而通过长期的民间文化交流，又不断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在中日友好写出新篇章的第一个新年里，日本歌舞伎剧团的又一次访华演出，必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并将世世代代永远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