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记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
——记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
一九七八年五月以来，中共诸暨县枫桥区委发动群众对那些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进行评审摘帽，去年已摘掉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占全区四类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八二。目前，这项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在现有四类分子中，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其他都要在最近一律摘帽；不具备摘帽条件的，要加强教育、改造，成熟一个摘掉一个。
一
枫桥区共有十三个公社，十三万七千多人，去年五月以前还有四类分子一千零五十五人。在这次调查中，记者访问了四个公社、十多个生产大队。大量的资料说明，经过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年的劳动改造，四类分子的绝大多数是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真正坚持反动立场、至今没有改造好的是极少数。
土地改革后，四类分子作为被打倒的地主阶级的代表，被剥夺了剥削压迫人民的手段，失去了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一开始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总是梦想复辟失去的“天堂”，一有风吹草动，就进行反攻倒算，抗拒改造，破坏社会治安和生产建设。但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经过多次较量，一批罪大恶极的“东霸天”、“西霸天”受到了应得的惩办，其余的四类分子在群众的长期监督和教育下，绝大多数逐步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区委副书记许根贤向记者谈到一个发人深思的材料。一九六三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在原枫桥等七个公社的九百一十一名四类分子中，揭露出有比较严重破坏活动的就有一百六十三名，占百分之十七，其中有四十五名是群众一致要求法办的。而去年进行四类分子评审时，在全区一千零五十五名四类分子中，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九，有破坏活动的只有百分之一点四，而且基本上都是新戴帽子的坏分子。当年群众要求法办的那些四类分子，除死亡者不算在内，全都没有重新犯罪，即使在“四害”横行时也没有一个跳出来捣乱。这充分证明党的改造四类分子政策是正确的。
解放初期曾有“封建堡垒”之称的永宁公社将军大队，土改时有八个四类分子联名控告农会干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造，这个“堡垒”瓦解了。一九七七年这里发生特大洪水时，当年参与控告农会干部的富农分子陈尧章，也奋不顾身地跳进洪水中堵塞涵洞，排除了险情。东溪公社有一个追随“四人帮”的坏人，一九七○年曾纠集他认为信得过的四十六个四类分子斗争公社政法副主任，不料跳上台去发言的只有两个人。社员们说得好：“四人帮”虽然代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但是真正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四类分子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已经变过来了。
枫桥公社有一个统计：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八年百分之七十八到百分之九十一的四类分子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只有丧失了劳动力的四类分子才不参加劳动。
正是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中共枫桥区委打破了以往每年摘帽不超过百分之三的比例，加快了步伐。目前，经过群众评审，全区已有二十七个大队的四类分子全部摘掉了帽子。齐东公社地、富分子也已全部摘掉了帽子。
二
枫桥区在落实党对四类分子政策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即是这样，也存在着拨乱反正的问题。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假左真右，疯狂攻击坚决执行党对四类分子教育改造和“给出路”政策的干部是“牛鬼蛇神保护伞”，把团结教育四类分子子女说成是“认敌为友”，把一些落实这方面政策较好的大队、生产队称为“和平大队太平村”、“无敌论”。他们一方面唆使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四类分子对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给追随他们的害人虫乱摘帽子；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改造表现好的四类分子乱关乱斗，不给摘帽，甚至乱划成份、乱戴帽子。
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还给一些干部的思想带来严重的影响。去年五月，区委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对四类分子进行全面清理和评审摘帽工作试点时，不少人心有余悸。有的说：“四类分子帽子摘掉，
‘右倾’帽子我戴上了。”有的地方在评审时，还出现了一些政策是非界限不清的现象。
区委首先从揭批林彪、“四人帮”，帮助干部消除余悸入手。各公社分别召开了大队党支部、治保干部、贫协等各种类型的干部和群众会，学习五届人大精神和党的政策，大批林彪、“四人帮”在四类分子改造问题上搞极左的反动实质。通过学习，使大家分清路线是非，明确政策界线，找出存在的问题，认识到给绝大多数表现好的四类分子摘掉帽子，决不是什么“右倾”，而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党的一贯政策。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区委规定了评审四类分子的是非界限：把确实失去劳动能力，同“抗拒劳动改造”区别开来；把对集体生产提合理化建议或对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提意见，同“乱说乱动”、“不服管教”区别开来；子女违法犯罪行动，只要不是他们怂恿、包庇，就不应算在他们账上。各大队在评审过程中，还清理了专政对象，对确实错划、错戴的作了纠正。东溪公社山口大队有个老富农分子何荣祥，往年评审时，有人说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参加集体生产不积极”。这次评审，群众说：这个富农八十岁出头了，不参加劳动也可以，而他主动给生产队拾猪粪、管秧田，这是劳动好的表现。经过评议，摘了他的富农分子帽子。
三
枫桥区的实践证明，解救一个人，团结一大片。东溪公社丁家坞大队何燕德，过去因为没有摘掉地主分子帽子，儿孙三、四代受影响。去年六月，他孙媳妇正在山上采茶，听到了何燕德摘掉帽子的消息高兴地跳了起来，逢人便说：“真好，真好，我的爹娘和哥哥也好到这来走亲戚了。”重孙女也拍着小手，笑盈盈地说：“太公帽子摘掉了，我们以后也可以挂红领巾了！”里宣大队有个名叫宣立飞的青年，过去也是因为他爹的富农分子帽子没有摘掉，总是闷闷不乐。去年，四类分子摘帽大会一结束，他挑起一担一百三十斤重的氨水飞也似地走了八里山路。别人问他：“没叫你挑，怎么争着挑？”他说：“今天我爹帽子摘掉了，我多年的心愿实现了，心里高兴，干集体的活，脚头也轻了。”
在枫桥公社，大家传说着一个“三喜临门”的故事。去年九月十五日，年过半百的崔仲文夫妇双双摘掉了地主分子帽子。接着，被多次评为大队先进生产者的小儿子光荣参军，被选送到空军部队。不久，大儿子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搁置多年的婚姻问题也解决了。记者前往他家访问时，正赶上大队党支部组织春节拥军慰问。只见他家门口站满了大人小孩，大队治保主任亲手把“参军光荣”的红匾钉在他家门上。崔仲文一家老小十几口，个个笑得合不拢嘴。他的女婿乐呵呵地说：过去老的戴着帽子，做子女的也提心吊胆。因为怕被说成阶级界限不清，我和妻子只能黑夜偷偷到家来走走。现在党的政策暖人心，生产添干劲，我们一定要为农业大干快上出力！
枫桥区开展四类分子摘帽子工作，虽然时间还很短，但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效果已经显示出来。枫桥公社枫溪大队第三生产队有四类分子十人，成年子女十五人，两者加起来占全队男女整、半劳力百分之四十多。四类分子子女占队里青年劳动力的一半。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三分之二的四类分子子女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挨斗，严重地影响了积极性。由于这个队生产一直落后，成为远近闻名的“猪尾巴”队。去年五月，大队党支部组织四类分子子女学习了新宪法和叶剑英同志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对表现好的同其他社员一样吸收入团、当干部，还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解决婚姻问题；接着，又根据党的政策给表现好的四类分子摘掉帽子，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一九七八年粮食产量数全大队第一，“猪尾巴”队一跃而为先进队。
据不完全统计，枫桥区全区历年戴帽的三千二百七十九名四类分子，他们的直系亲属就有二万三千多人，其中在外地工矿企业、国家机关工作的有五千八百多人，在台湾、香港、澳门的有一百六十多人，在国外的有七十人，大多数地富分子和犯有历史罪行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家庭已经是有了第三代，乃至第四代。社员、干部都深有体会地说：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从实际情况出发，给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摘掉帽子，将大大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建设。
新华社记者 丁雪萍 罗昌华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