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县社队应有的自主权 农业生产将更快发展 东莞县委书记欧阳德就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提出建议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给县社队应有的自主权 农业生产将更快发展
东莞县委书记欧阳德就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提出建议
据新华社广州电 新华社记者宫策、黄越、何云华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中共广东省东莞县委书记欧阳德在学习时兴奋地说，这实在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它必将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发生深远的影响。
东莞县不但是个粮产区，而且是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以及社队企业相当发达的地方。在这个有一百一十万人口、一百一十九万亩土地的县，一九七七年生产粮食十一亿多斤；交售给国家商品粮四亿多斤。一九七八年晚稻由于受灾，比前一年减了产；但是由于这里经济多样化，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一九七八年的甘蔗、花生、香蕉、水草、木薯、大豆等普遍获得丰收，生猪、塘鱼和社队企业都增产增收。全县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六亿多元，外贸出口一亿多元。一九七八年，社员每月口粮平均达到四十多斤，每人平均分配可从一九七七年的一百三十九元增加到一百四十四元。现在冬种田里一片葱绿，品种多样，一片兴旺景象。这就是说，在受灾减产的年头，这个县仍然是个增收的年景。
在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时候，东莞县的干部和群众认为，东莞还有巨大的生产潜力。可惜上面有许多条条框框约束着，有些事要办不能办，“大鸡不吃的小米却不让小鸡吃”，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他们对公报中所提出的要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大胆下放经营管理自主权，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们认为，如果上面不是统得太死，而是给予县、社特别是生产队以应有的自主权，东莞县的农业完全可以有一个更快的发展。县委书记欧阳德结合东莞的具体情况，就这个问题提出了四条建议：
实行任务大包干
农民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国家可以给死任务，但计划要留有余地，受灾可以减免。种植方法提倡因地制宜，上级不要过多干涉。除了粮、棉、油等统购物资外，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一律实行合同制。农民完成征购任务后，剩余部分有权自己支配，国家需要多购的，可以利用价值规律加价收购。
东莞县委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在农业生产上，国家计划只规定完成产品的项目、质量、数量就可以了，不必要把种植面积列为计划下达，更不应把面积规定得过死。过去由于省、地下达的种植计划过大、过死，甚至出现了下达的计划面积大大超过全县实际耕地面积的情况。更为不合理的是，在甘蔗生产上，省、地两级多年来片面强调以面积保总产，年初下达面积计划，不肯下达产量计划，硬是要到年底甘蔗生长定局后，才下达产量计划。这样，使蔗农失去了力争超产的积极性。
上级计划统得这样死，其结果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县里为了保证完成种植面积，不得不采取摊派任务的办法。本来丘陵地和旱地适宜种木薯和花生，也拿来种了甘蔗，结果是面积大、单产低，同时把木薯和花生也挤掉了。
采取任务大包干的办法，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种植，肯定会促进生产的发展。这个县的虎门公社新联村大队耕地贫瘠，过去年年按上级下达的种植计划办事，全队八百多亩耕地基本上种水稻，亩产只有三百多斤，连年无法完成征购任务，还要吃返销粮，劳动日值平均只有三角多钱。一九七八年这个大队在县、社的支持下，第一次顶住上面的“长官意志”，拿出四成耕地种花生，缩小水稻面积，通过种花生改良土壤，增加经济收入，对水稻田精耕细作，合理施肥，提高单产，结果，这一年粮食大丰收，全年产了七万多斤花生，社员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三十元，比上一年增加了三十九元。这个大队只是争来了一点自主权，生产就发展了，面貌迅速改变。
如果省、地两级领导解放思想，把一部分权力下放，让下面能够真正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就会大大加快生产的发展。农民富了，国家也就富了。
不要购过头粮，让农民休养生息
欧阳德举了这样一件事：一九六九年，林彪在广东的代理人借“战备”为名，号召全省农民在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卖“战备粮”、“忠字粮”。当时，东莞农民节衣缩食，多卖了九千万斤“战备粮”。没想到第二年就把这个粮食数加到征购任务里去，变成了死任务。后来虽然经过群众强烈要求，减为六千万斤，但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肯减下来。现在，东莞每年粮食的交售任务是四亿零三百万斤，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平均每亩负担五百斤。这不仅违反了政策，欺骗了农民，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长安公社沙头大队每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是五百三十多万斤，其中有一半是一九七○年以后增加的。由于征了过头粮，这个大队年年完不成任务，生产和生活至今翻不了身。群众对这件事意见甚大，议论说：“要拨乱反正，为什么这个‘乱’至今不拨？”
打掉经济管理体制的衙门化、官僚化，实行企业化、专业化
欧阳德指出，当前行政机构重叠、臃肿，办一件事情要盖十个、八个章，一天可以办成的事，有时要拖上半年。群众批评说：“多一个庙堂，多一座菩萨，多一条陋规，多收一次费”。这种上层建筑已经成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绊脚石，非改革不可。
按照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规定，地区一级改为省的派出机构，已经不是一级政权。现在地区革委会的牌子已经摘了，但实际上机构未变，而且上下对口，仍然在行使一级政权的职能。多了这层机构，省和基层隔得更远了。
欧阳德主张，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他建议，地区一级应该“拆庙”，广东的“特产”——各种临时机构，更应该“拆庙”，省、县、公社的行政机构也应该大大精简，把大批不参与生产的行政干部，变为参与生产、精通业务的经济工作人员，以加强基层经济组织。给县一点外贸和对外经济交流权
广东毗邻港澳，各县对这个问题感到特别迫切。现在，由于外贸统得太死，许多东西、许多事情进不来，出不去，办不成，在对外贸易和经济交流上，常常失去许多良机。
东莞县委书记和外贸局长以极大的兴趣讲述了这个县的有利条件，东莞是广东省主要的对外贸易基地，通往港澳的水陆交通方便，外贸发展潜力很大。全县去年出口换回外汇达三千七百多万美元。如实行中央与地方外汇按百分之五分成，一年就有三百万美元的外汇资金周转。如用这笔钱进口饲料，发展养猪业，再出口肥猪，仅这一项就可赚回一笔外汇。文化大革命以前，东莞县自己可以出口一部分土特产，进口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把这些作法都当作“修正主义”批掉了，连稻草、泥沙也不准卖给香港。国家既无法经营这类东西，又不肯下放给县、社去经营，十多年来白白放过了一大笔外汇收入，真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