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学习周总理讲话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首都和在京部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一致认为，周总理的重要讲话是对建国以后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结，对于肃清“四人帮”流毒，拨乱反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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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学习周总理讲话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首都和在京部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一致认为，周总理的重要讲话是对建国以后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结，对于肃清“四人帮”流毒，拨乱反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新华社北京二月五日电 《文艺报》一九七九年第二期、《电影艺术》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同时全文发表了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并且组织文艺工作者展开了学习和讨论。
一月十二日，《文艺报》编辑部和《电影艺术》编辑部联合邀请首都和在京的部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学习和讨论周恩来同志的这篇重要讲话。大家表示，一定要认真领会这篇讲话的精神，解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尽快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来，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
在这个座谈会上先后发言和书面发言的，有张骏祥、陈荒煤、阳翰笙、周而复、赵朴初、艾青、李陀、于兰、曹禺、夏衍、江丰、谢冰心、陈涌、史超。冯牧、袁文殊主持了座谈会。
与会同志深情地回忆说，解放后十七年，周总理于日理万机的繁重国事之余，对文艺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巨大成就是同周总理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周总理在总结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方面，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同志们说，周总理的这个讲话是对建国以后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一个发展。实践证明，这个讲话所阐述的基本原则，对于今天进一步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发言的许多同志说，这个报告仿佛是周总理几天前才给我们讲的，把目前文艺界存在的许多问题都说到了，说透了。“方欣甘雨润，遽痛百花残”，赵朴初用这两句诗表达了大家学习这个讲话时复杂而激动的心情。
不少熟悉解放后文艺战线斗争情况的同志说，周总理为贯彻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同“左”的和右的干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五九年五月，周总理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做法，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两条腿走路”的十条指示。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他根据党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亲自主持了一系列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会议，这对于改变主要由于“左”的干扰而受损害的文艺现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张骏祥、陈荒煤说，周总理一九六一年的这个讲话，锋芒主要是针对“左”的干扰，因此就受到某些人的抵制。一九六四年起，特别是“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更是公然把周总理关于文艺的一系列指示当作“右”的“黑论”来批。林彪和江青合伙炮制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矛头实际上就是对准总理的。
夏衍建议，我们一定要结合三十年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教训来学，这样才能加深对它的理解，感受到这个讲话的可贵。到会同志说，周总理这个讲话，尤其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如何领导文艺这个重大问题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所丰富、有所发展。这么好的思想，要不是林彪、“四人帮”长期的干扰，一定会给我们文艺园地带来更加兴旺的景象。他们说，现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排除了干扰，周总理的遗愿有可能实现了。“堪惊民主路漫漫”，让我们珍惜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来之不易，努力夺取文艺事业出色的崭新成绩。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同志着重指出，周总理的这个讲话，内容丰富，其中最突出之点，就是明确地深刻地论述了艺术民主问题。艺术民主，本来是社会主义文艺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但是，解放已三十年了，这个问题至今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未得到很好解决。周总理在讲话一开头就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又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艾青、江丰怀着激动的心情说，通过“四人帮”肆意践踏文艺的沉痛教训，使我们深深懂得：艺术民主问题，首先是个政治民主问题。如果政治上的民主生活不健全，法制不健全，艺术民主是根本说不上的。象“四人帮”那样，一句话就可以把人打成反革命，使之含冤饮恨而去，作品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有的同志说，不仅有“余悸”，而且有“预悸”——作品还未问世，就担心被判为毒草，作者被打成反革命。大家说，今天我们发扬艺术民主，不能光是嘴上说说，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法律上加以保证，使作家真正享有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于兰强调民主风气对发展创作的密切关系，她用解放后故事影片生产率消长的数字说明，凡是政治空气生动活泼、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的时候，作品就多，质量也好；反之，作品就少，质量也差。
发扬艺术民主，关键在文艺战线的各级领导，尤其是高级干部。许多同志说，周总理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不仅提倡艺术民主，而且身体力行。阳翰笙满怀深情地说：周总理对文艺界许多同志的熟悉往往超过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他是生活在我们文艺工作者之中，而不是在我们之上，也不是在我们之外。他既是我们的亲人，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文艺界许多接触过周总理的人，在他面前，都愿意敞开思想，大胆谈自己的看法，从不会顾忌因说错了一句话而挨整。他对文艺工作者有的只是诚恳的帮助与热情的鼓励。曹禺说，周总理经常批评教育我，我听了很难受，感到自己工作没有做好。但同时又觉得很亲切，因为他讲得很正确，我很心服，下次还想找他谈。有的同志说，总理不仅注意造成一种民主、平等的气氛，同文艺工作者亲切交谈；更重要的是，他谈话的内容事先都作了充分准备，从多方面找人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听取意见，从不下车伊始，乱说一通。他发表意见时，也是用商量的口吻，不把个人的意见强加于人，一旦发觉别人的意见有道理，就修正自己的看法。同志们颇有感触地说，象周总理这样的民主作风，很值得我们某些领导同志认真学习。
座谈会上大家认为，文艺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周总理十分强调要按文艺规律领导文艺，坚决反对无视文艺特性，简单粗暴、行政命令式的领导。李陀说，“四人帮”鼓吹的“主题先行”，用图解政治概念充当文艺创作的流毒和影响还存在。有的领导不懂文艺，动不动就要作家去完成反映某一中心工作的任务，不管你是不是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搞的还是那套图解。他说，现在提倡文艺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有的领导又规定，作品只能写现代化建设题材，似乎暴露、鞭笞
“四人帮”的题材又不能写了。他认为，从文艺为新的历史时期总任务服务的远大目标来看，这两类题材都可以写，作家应有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题材的自由。在这些属于创作的问题上，不必干涉过多。粗暴干涉的结果，只能使艺术不成其为艺术，根本丧失艺术作品应起的社会作用。同志们认为，为了适应四化的需要，作家、演员要提高技术；文艺领导要懂得业务。
大家表示，这个座谈会仅仅是学习周总理这个重要讲话的开始。周而复说，现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形势有了变化，现实生活出现了新的特点，文艺作品如何去写，值得思考，值得研究。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学习领会周总理这个讲话，创造性地去解决一系列新的问题。可以预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鼓舞下，借助这股动力，我们的文艺工作一定会有新的巨大的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