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要学会算帐——党委领导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新华社记者来信

领导干部要学会算帐
——党委领导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把党委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各级领导干部就要学会算帐，学会算经济帐。这是记者近来在采访中听到的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声。人们语重心长地批评了某些地方党委在领导经济建设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其中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不会算帐，不仅不会“赚钱”，而且经常“赔本”。人们认为，领导经济建设却不算或不会算经济帐，这是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修正主义路线在经济管理上留下的严重恶果。
不久前，记者访问了四川省西南部的一个偏僻山区——原西昌地区，现在已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我这封信就是从在原西昌地区访问中的点滴见闻谈起。
在原西昌地区，记者到处听到人们慷慨激昂地争论所谓“粮糖矛盾”的问题。据说，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至今没有解决的“老大难”。
原来，西昌境内有几条河谷地带属于亚热带气候，日照、气温和雨量都特别适宜于种植甘蔗。几十年来有据可查的记录表明，在这里种植甘蔗，单产比别处高一倍到几倍。甘蔗亩产一万多斤的公社，亩产两万多斤的生产队，在这一带并不罕见。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七年，原西昌全区甘蔗平均亩产量连续四年都在八千斤以上，最高的一年平均亩产达到八千五百多斤。而且，这里甘蔗的出糖率也比别处高，一般的在百分之十三左右，最高达到百分之十七。这就是说，即使以最低出糖率计算，这里一亩甘蔗可以产糖一千一百斤到一千三百斤，最高的可以产糖两千六百斤。据不太精确的统计，原西昌全区象上述适宜于种植甘蔗的耕地有四十多万亩，另外还有可供开垦利用的宜蔗荒地八万多亩，共计占全区总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许多人认为，如果把这一部分耕地全部用于发展甘蔗生产，可以建成一个相当可观的蔗糖基地，从而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山区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方针不太明确，原西昌地区的甘蔗生产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九四九年，原西昌全区的甘蔗面积是一万零一百三十四亩，到一九七七年，全区甘蔗面积上升为六万零一百五十一亩。尽管在二十八年时间中，甘蔗种植面积扩大了四点九倍，但在全区适宜种植甘蔗的耕地总面积中只占百分之十五。这就是说，全区还有百分之八十五即三十四万多亩适宜种植甘蔗的耕地被用来种了粮食。
现在让我们来算一笔经济帐。三十四万亩耕地用来种粮，平均亩产都以跨《纲要》——即八百斤计算，每年共生产粮食二亿七千二百万斤。即使以国家粮食部门超购后的加价出售，扣除生产成本，全部经济收入只有三千五百三十多万元。如果三十四万亩耕地全种甘蔗，每亩甘蔗产糖以一千斤计算，每年共产糖三亿四千万斤，按国家商业部门收购的糖价，也扣除生产成本，经济收入可达一亿六千万元以上。两者相比，种粮比种甘蔗每年要少收入现金一亿三千多万元。
由于重粮轻糖每年损失的这笔收入，对于原西昌地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一九七七年，全区财政收入是三千五百九十万元，这笔损失相当于全地区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倍多。如果用于购买农机，可以买手扶拖拉机四万多台，全地区每个生产队每年可以增加手扶拖拉机四台。如果把这笔钱用来发展喷灌，每亩地以投资五十元计算，全区二百七十多万亩集体耕地一年就可以基本实现喷灌化了。
当然，也有人会反驳说，种甘蔗固然可以多赚一笔钱，但是却少收了两亿七千多万斤粮食。因此，我们还需要在粮食生产上再算一笔帐。
根据一九七七年末的统计，原西昌地区全年粮食总产量为十二亿八千多万斤，每个农村人口平均口粮仅有四百三十斤。在一万零二百二十一个生产队中，口粮水平在三百六十斤以下的达二千九百九十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这充分说明，对于原西昌地区来说，粮食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许多农业科学工作者告诉记者说，原西昌地区粮食偏紧的原因并不是耕地面积少，而是单产低。一九七七年，原西昌地区平均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耕地三点九亩，粮食平均亩产量只有四百九十七斤。足见原西昌地区粮食增产的潜力很大，只要开动脑筋，通盘计划，是可以妥善地解决粮糖矛盾的。
且以玉米生产为例。原西昌全区每年种植玉米的面积在八十万亩左右。但其中除十万亩左右是采用高产的杂交玉米新品种以外，其余种的仍然是产量很低的当地土种玉米。根据当地农业科研部门的对比试验，在有充足的水肥条件下，杂交玉米的亩产量最高可达九百斤到一千一百斤，而在同样条件下的当地土种玉米，最高亩产量却只有四百斤到五百斤。每亩地产量相差五百斤到六百斤左右。从许多社队大面积种植的实际情况看，只要有适量的肥料，杂交玉米一般亩产都可保持在五六百斤，而当地土种玉米亩产只有二三百斤，每亩地相差三百斤左右。这就是说，由于还有六十九万亩耕地种植当地土种玉米，每年仅此一项就要少收粮食二亿零七百多万斤。如果把这笔粮食分给全区农业人口，每人每年可多吃口粮一百一十多斤。
记者问过当地许多干部，为什么杂交玉米不能全面推广？他们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直接的原因之一是制种工作跟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种子供应不足。制种工作的问题又在哪里？除了技术力量以外，还有一个政策问题没有落实。因为杂交玉米在制种过程中，部分自交系的产量很低，一亩地一般只有几十斤，最高一百多斤。这样，制种的面积愈大，粮食亏损愈多，而亏损部分的补贴问题解决不了，于是影响了社队制种的积极性。其实，全区八十万亩玉米全部杂交化，也只要制种四百万斤，制种过程中的亏损以一比一折算，每年充其量也不过亏损四百万斤。而且上级种子站还要根据制种面积给予一定数量的粮食补助，如一九七八年就给原西昌地区补助了十五万斤，不足的部分完全可以在本地区机动粮、财政中解决。但原西昌地区的有关领导由于舍不得拿出粮食四百万斤，结果丢掉了粮食两亿多斤。
此外，在经济建设上，还有许多问题都值得算算帐。例如，现有数量不多的化肥究竟往什么地里施更有利？是向高产地里施效果大，还是向低产地里施效果大？据一些农业专家说，这里面也大有学问。他们认为，一些高产田块，象亩产已过千斤的田块，为了保持和创造高产纪录，每年投放的化肥数量不少，土壤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板结现象，如不采取其他措施，光施化肥几十斤，不一定能增产一百斤粮食。相反，许多低产田块，象亩产在二三百斤的田块，长期难得见到化肥，一旦投放二、三十斤或四、五十斤化肥，往往粮食产量成倍增长，亩产量一下从二三百斤上升到六七百斤。这就是说，把同等数量的化肥投进低产田有时比投进高产田的收益高两三倍。原西昌全区一九七七年化肥施用量共计三万一千多吨，平均每亩地施化肥二十一斤。如何使这为数不多的化肥发挥更大的效果，确实是值得精打细算的。
正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上述的那种不算或不会算经济帐的问题，并不是由于不懂数学上的演算，而是一种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方式的表现。因此，让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学会算帐，使自己的思想方式来一次深刻的革命，确实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郭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