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穷”还是“送穷”？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思想评论

“颂穷”还是“送穷”？
星云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曾有个荒诞不经的主题，叫做“颂穷”。什么“以穷为乐，以穷为荣”啊，什么“穷过渡”啊，连篇累牍，比比皆是。有家帮刊的一篇帮文，说得更为离奇：“只要有了‘清贫’一生的思想准备，就能有力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依此说法，革命者就得当苦行僧，就要准备穷困潦倒一辈子。这究竟在提倡什么，这算什么样的理论！
贫穷，真的有那么崇高，值得那样赞颂吗？在旧社会，象鲁迅说的，“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他们惨遭残酷压迫，备受敲诈盘剥，挣扎苦斗在饥饿线上。正因为要推翻这样的阶级统治，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才迫使千百万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革命。解放以后，劳动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政治上彻底翻了身，但在经济上却由于复杂的原因，许多人还没能真正富裕起来。这正是我们的困难，更不能去加以赞美和称颂。某些时候，我们说到穷也用过一些带褒意的言词，如“穷棒子精神”。这里，我们并非去赞颂穷的本身，而是着眼于穷的转化，肯定那种不安于穷，不甘心穷，艰苦奋斗，立志变革的可贵的革命精神。
多年来，过着骄奢淫逸腐朽生活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在大唱“越穷越革命”高调的同时，还制造了一条“富了要变修”的“定律”，到处骗人吓人。按照这个
“定律”，不问哪个社会，不论哪个阶级，富裕都成了罪恶的渊薮，作恶的根由。按照这个“定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富就是“资本主义”，富就会“两极分化”，富裕的前途和结局只有一个——“蜕化变修”。于是，为了“反修防变”，就得“防富图穷”。如果你劳动收入多了一点，冒了尖，怎么办？那对不起，“事关路线”，含糊不得，非批即斗，非“砍”即“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绝不容情的。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简直使人“谈富色变”了。
人们不禁要问，干社会主义究竟是为了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都要长期生活在贫困中吗？毫无疑问，要在穷富问题上揭示社会主义特征的话，它恰恰不是同贫穷联系在一起，而是同富裕联系在一起。只有坚持这样的观点，才能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否则，如果社会主义就意味着穷，而且是越来越穷，那么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优越性？还有什么吸引力？人民群众还要它干什么呢？！当然还要补充一句，社会主义的富，是人民富裕、共同富裕，再也不是去重复旧中国那种“富了一家，穷了千家”的黑暗景象。同样一个“富”字，在不同时代已有质的差别了。
当前，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应当彻底砸烂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在穷富这个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和国家繁荣昌盛的问题上拨乱反正，真正懂得：民富国强，民穷国衰。要把“颂穷怕富”换成“送穷迎富”。只要是来源于正当途径的劳动所得，广大群众越富裕越好。我们的干部都是集体的当家人，要把群众的穷富冷暖装在心坎上，经常想一想：自己当家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假若集体家底还很微薄，群众生活还不富裕，对得起党和群众吗？
一千一百多年前，唐代的著名文学家韩愈曾写过一篇《送穷文》，表达了当时人们不堪穷困的痛楚和驱除穷患的愿望。文中说得很有趣，作者先是揖求，后是呵责，想方设法要把“饥我寒我”的各种“穷鬼”赶走。结果办不到，只好垂头丧气，对穷患“上手称谢，延之上座”。韩愈想费一番唇舌以“送穷”，纯粹是幻想。千百年来历代劳动人民经过许多斗争来“送穷”，也难以遂愿。只有到了今天，到了社会主义时代，才真正有可能“送穷”。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们根除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开辟了道路。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提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送穷”的条件已经具备。让我们积极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根本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原载《云南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