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与立信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立法与立信
高恒
《史记·商君列传》有这样一个故事：商鞅为秦国变法，拟定了新的法令。他在公布以前，怕民众不相信，想了一个办法。他在都城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宣布说，有谁能把这根木杆移到北门去，赏予十金。群众觉得奇怪，没有人敢去移。他再宣布说，有谁能移就赏予五十金。果然有一个人去移了，立即赏予五十金，表示立了法是算数的。这样，他颁布法令，民众都相信了。用这样的方法来树立新法的信用，乍看上去未免有些荒唐，其实不然。据《韩非子·奸劫弑臣篇》说，商鞅变法时，“秦民习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无功可以得尊显也”。这就是说，当时是非不分、赏罚不明已经成为一种“习俗”，秦国原来的法令在人们心目中已经一文不值了。商鞅要实行新法，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予金移木”，就是一个表示说话算数，取信于民的举动。
以重金买信，不一定是个好办法，但从中反映出的立法必先立信的思想，却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信”，即法的信用，有了法就要维护法的权威，否则，有法等于无法。所谓“有法不胜其乱，与不法同”，（《商君书·开塞》）就是这个道理。《荀子·议兵》说“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韩非子·饰邪》说“赏罚敬信，民虽寡，强”，都是强调“信”的重要性。一个“信”字，关系到人们对法制的看法，也就影响到国家的强弱、安危。如果有了法不算数，国家怎么能治理好呢？为了维护法的权威，这些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家们，还提出过“法不阿贵”、“法不阿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等主张。这些主张，在封建社会里，究竟能够实现多少，那是另一回事，但是，这些思想对我们来说，却是很值得重视的。
前几年，“四人帮”大谈所谓的“法家路线”，然而，对于先秦法家关于必须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维护法律信用的思想，却缄口不言。因为这些思想与他们恣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反动行径是抵触的。“四人帮”虽然垮台了，但他们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流毒仍未肃清。有些冤案、假案、错案迟迟得不到纠正就是一例。“四人帮”猖獗时期造成的冤案、假案、错案，使许多干部和群众蒙受冤屈，也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现在，纠正冤案、假案、错案，一方面是为受害者伸冤昭雪，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恢复、树立社会主义法制在人民群众中的权威。然而，有些同志却只考虑个人得失，考虑“长官意志”的威信，犹犹豫豫，能拖则拖，能推则推，迟迟不愿为受害者平反。这些同志应该认识到，这是对林彪、“四人帮”没有义愤，对人民缺乏感情的表现，是对党、对人民的严重失职。无论是那一级的“长官”，如果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无视人民民主权利，有什么威信可言？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从事实出发，坚决地平反冤案、假案、错案，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