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应受到鼓励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应受到鼓励
新华社记者述评
在烟波浩淼的渤海湾，有一个以渔业为主，渔业农业结合的海岛——长岛县。前些年，由于县委受林彪、“四人帮”“富则修”谬论的影响，不敢放手让社队“各显神通”。他们先后发出种种禁令，把富队社员的分配收入控制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原本是想引导社员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结果是把富队拖穷了，穷的更穷了。直到一九七七年，县委才摆脱了“富则修”的精神枷锁，取消了限制社员富裕的种种规定。从那时到现在，仅仅两年时间，情况大变。一九七八年，全县社员每人平均分配二百零一元，比一九七六年增加了四十二元。最富裕的不必说了，收入最低的一个公社每人平均收入也达到一百七十六元，社员存款每户平均三百元。
长岛县委从“限制社员富裕”到敢于“放手让社员富裕”的思想变化过程，很值得人们深思。
隍城公社是这个县最富裕的公社，早在一九七○年，社员每人平均分配收入就达二百零三元。当时，有些人觉得再不加以限制，就会出现“暴发户”，造成“两极分化”了。基于这种考虑，县委作出了许多规定：不管增产多少，不能增加社员的分配，只能留作公共积累；任何一个单位不管生产任务完成情况怎样，分配最低不能少于最高的百分之七十；渔船出海打鱼，以生产队计产量，船与船之间一律平等记工，等等。这样一来，“冒尖”的问题似乎是解决了，但与此同时，干部、社员的积极性被挫伤了。社员说：“干不干，三顿饭”，“迟睡、早睡，一块天亮”。那时人们虽然也照常出海撒网打鱼，但打多打少就不管它了。这样，严重阻碍了集体生产的发展，从一九七一年起的六年来，集体纯收入仅增加三万元，比限制前的一年的纯收入还少十五万元。粉碎“四人帮”后，隍城公社注意拨乱反正，明确规定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纠正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集体生产两年两大步，纯收入每年平均增加九十五万元。社员分配也“水涨船高”，达二百五十六元。
隍城公社近两年来生产飞速发展，社员生活显著提高的事实说明：企图通过限制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办法来建成社会主义，那不过是一种幻想。
允许和鼓励一部分集体收入高的社队的社员先富起来，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呢？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两极分化”。按“四人帮”的说法，一极，即富裕的单位或个人，由于越来越富，将会变成资本主义；另一极，就是暂时收入低一些、生活困难一点的单位或个人，将会越来越穷，终于到缺吃少穿和旧社会一样的地步。这种说法，不但在理论上十分荒谬，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出现。
还是拿隍城公社来说吧。这两年，社员确实是越来越富裕，但他们的富裕是建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的，是同生产的发展和对国家贡献的增加相一致的。他们没有剥削任何人，而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从集体领取自己应分得的一切。世界上那有这种不剥削他人的“资本主义”呢？我们搞社会主义，不是要限制或拒绝满足个人的需要，而是要不断改善和提高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那种只空谈政治，闭口不谈人民物质利益的做法，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只有大力发展生产，才能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改善和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而劳动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必将更加激发出他们的积极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隍城公社两年来生产发展越来越快的事实，正是说明了这一点。至于说让一部分社员富裕起来以后，穷的将会越来越穷，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情况下，一个单位、一个劳动者凭劳动收入多，先富裕起来，这决不是把自己的富裕建筑在别人的贫困和灾难之上。而且富队上去了，这对穷队还是一种鼓舞和推动。
长岛县作过一个统计：一九七四年，是“四人帮”限制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最厉害的一年，也是长岛县在分配上卡富队卡得最多的一年，但是，就在这一年，长岛县收入最低的公社社员分配比收入最高的公社社员每人平均少九十一元，比全县平均水平少四十八元。而在取消限制、承认差别、鼓励富裕的一九七八年，每个人平均分配高达二百零一元，收入最低的公社每人平均分配一百七十六元，和富裕公社之间的差距缩小到了八十元，与全县平均水平仅差二十五元。
我们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农民的收入分配有差别，并不是主张扩大这种差别，而是要努力逐步缩小这种差别。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倒退的道路，即“四人帮”叫嚷的那一套，用限制的手段，把富队压下去，在那里踏步不前，等穷队“赶上来”。其结果是差别往往不能缩小，即使缩小了，也只能缩小到“共同贫困”的死胡同里去。这一条道路不能走。另一条是前进的道路。首先承认差别，反对平均主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集体收入高的先进单位社员分配多一些，生活好一些，为贫队带个头，作个示范，使贫队受到鼓舞，看到希望。同时，又积极扶持贫队学富队，赶富队；组织富队帮贫队，带贫队。贫队上来了又促富队。这样你追我赶，前呼后拥，大家就能逐步富裕起来，差别也就逐渐缩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