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范文澜同志——往事漫忆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怀范文澜同志
——往事漫忆
曹靖华
常言说：“日月如梭，韶光似箭。”范文澜同志离开我们，不觉已经整整十年了。这期间，他的恳挚的音容笑貌，时时涌现我的心头：他是我风雨与共的同志啊！
当年啊，国民党反动派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封锁之严，正如鲁迅所比喻的“比罐头盒子还要严密”。那时象我这所谓“是非之人”，从那所谓“是非之国”回来，天地之大，实无容身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仲沄（注）同志却不避艰险，毅然敢于把我引进大学讲堂，其胆识，确实不凡，非独我个人铭感而已。
当时，杀人魔王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任北平伪宪兵三团团长。那时谁要落入宪兵三团的门，极少能活着出来的。当年回国前，我原定先到上海，谁知海参崴、上海之间无船，只得乘一只运木料的英国船，到了天津，随后到了北京。到北京后，就既来之，则安之吧，先停下来再说。朋友们马上给我起了一个封建意味极浓的雅名——张敬斋，并通过私人关系，把我安置到现在的小汤山疗养院。当年这里是什么“国务总理”的庄园，是“禁地”，一般人连门也不能入的。大门内，沿湖的西边向北不远的岛上，有一座石砌的小楼，那就是阔人庄园的“别墅”了。一切陈设，对我这乞丐说来，真是人间“天堂”了。
“好景不长”。我进这“天堂”不到三天，就遭到日本军国主义飞机的轰炸。这一炸，就又把我炸回城了。事后得知：抗日部队的吉鸿昌和我同时到了小汤山，因为吉鸿昌不但抗日，而且加入了共产党，所以被日本侵略者视为眼中钉，就派飞机追踪轰炸。而我却“适逢其会”，碰上了。这就使鲁迅先生“殊出意料之外”了。他在那年十月二十一夜来信说：
“……早先有人来沪，告诉我（他知道）郑君（指郑振铎）寄款已收到，但久未得兄来信，颇疑生病，现今知道我所猜的并不错，而在汤山所迂，则殊出意料之外，幸今一切都已平安，甚慰。……”
信中说的“生病”，是当年白色恐怖下的代用语，实指被捕等事。“汤山”，即小汤山，解放前，历代归有权势者所占有。园内有一座唯一的两层楼的别墅，十分精雅，现颓垣残壁，遗迹犹存。解放后，该园成了“小汤山疗养院”。当年华北地区人民，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准亡国奴”。长期间，广大人民口头上流传着一句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准亡国奴”的心目中，饱尝过“准亡国奴”苦味的人，对这句歌词的含意，不能不特别感到痛切了。
炸弹把我从小汤山一赶回城，仲沄首先来看我，一见面，他就满心狂喜地说：
“恭喜！恭喜！真是大喜事！从鬼子的炸弹下，全家活着回来了，难得，难得！万幸，万幸！闲话少说，上我那里去教书吧！……”
我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四顾茫然，简直是在作梦。那时，他刚刚接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在血淋淋的白色恐怖下，即便是“道义之交”，一听到我这“是非之人”，从“是非之国”的红色苏维埃国家回来，都避之唯恐不及，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避我，还敢请我去教书。我狼狈万状地回谢说：
“象我这样的人，连门都不能出，怎么还能去登台教书呢！”
他不待我说毕，就把我的话打断说：
“没关系！你出国久了，名字虽有人知道，可是名字和面貌，却很少有人能对起来。社会上都还以为你在国外没回来呢。你换个名字，我知道，你知道，保险什么人也不知道，你尽管教你的书好了……”
这样，我反复考虑之后，就把中学毕业后早就废弃了的，谁也想不到的旧名字再起用起来，到女子文理学院教书去了。有时碰到这样的事：课间休息时，个别同学偶然谈及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偶尔涉及我的译作和名字，却不知道对谈者就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学孟老夫子的“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金蝉脱壳似的，含糊其词地摆脱了。
二次回国后的第一个元宵节，仲沄兴致勃勃地亲往东安市场，选购了一对极精致的小红灯笼，送给我五岁的孩子。我把它挂到我书房中间天花板的吊灯下，一直到北平沦陷，日本侵略者入城，我弃家离平时，还依然挂在那儿。那对小红灯笼啊，不禁勾起我一句古语：“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仲沄一生，就具着这颗赤子之心的！
不久，仲沄替地下党转款，他的地下党员的身份暴露，被捕了。最初我认为原因是请我教书，故我即离家逃避。后来才知道是因替党转款而被捕。出狱后，他离职赴河南确山工作，后来由确山直赴革命圣地延安，而我和全家也于“七七”事变爆发，仓卒离开沦陷的北平。
我全家和仲沄家一分手就是十几年。这期间，每一想起仲沄，就不由得用《长相思》的调子哼道：
千重山
万重山，
千万重山隔不断，
唯有他思恋……
别后，我曾收到他托人从延安带来的问候与短笺。解放前夕，他到了石家庄一带，有一次遇便人来北京，就匆匆忙忙从报头撕下一片空白纸，写着“问靖华全家好”。这小小的纸片，正是报春的燕子啊。历尽“寒凝大地”的国民党严酷统治的我和全国人民，是多么热切地盼望人民的春天立即来临啊。待到我们再度相逢时，已是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北京真正的“大地回春”了。我们彼此都两鬓斑白，白发红心，精神倍加昂奋了……
仲沄治学态度严谨，待人宽厚恳挚，自奉却异常俭约。工作之余，我们常常全家到公园畅叙，或到戏院看戏，那时的戏院，也是聊天的场所。他原籍浙江，可是他没有回过原籍。他先辈在河南工作，所以他长期生活、工作在河南。对河南风土人情等等，总挂在嘴边，念念不忘。他有专用车，可是不喜欢用，时常乘公共汽车到我家聊天。后来有段时间，他迁到北太平庄，相距远了，但彼此的心啊，却贴得更紧了。常常不是我出城访他，就是他进城访我。须知心心相印的同志谈天，是人生难得的快事啊！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中断了联系。后来听说仲沄身体不舒，那时保健医疗关系被取消了，他不愿意用被指为特殊化的专车，偶尔得病，只能拖着病体步行到附近的医院就诊。排队、就诊、取药，也就是老病号常引以为苦的“三长一短”，耗去大半天时间和精力，取了点治感冒的普通药回家。有一回听说他患肺炎，后来又听说他住院了。我想既然住进医院，就会得到治疗，会慢慢好起来。果然不出我所料，仲沄病情好转了，而且很快也就出院了。
一天我工作单位的工宣队突然通知我，要我进城，“全家参加范文澜同志的葬仪”。这真是晴天霹雳。我这才知道，当年在凄风苦雨中，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刀光剑影里，第一个敢于把我引进大学课堂的仲?V同志，长期间，我们两家休戚与共，痛痒相关，携手与国民党反动统治搏斗的仲沄同志，离开我们长逝了！
我和全家来到仲沄家，那小小的院落里，仅仅一排几间北房，简朴的客室又兼工作室里，坐满了客人。臂上的黑纱，一双双满含热泪的眼睛，低沉的说话声，顿然使我肝胆俱裂，泣不成声。我向四周环顾了一下，来到仲沄的卧室……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
仲沄惜时如金，从来不肯住医院，有一次，他因病住院，但旋即又出院了。我一见面，就大吃一惊：
“怎么不等巩固就出院了，危险呀……”
他没待我说毕，就抢着说：
“医院好，可是住不惯，索性出来写东西吧，时不我待呀！”
接着他就谈他的写作计划，并述说了毛主席的话，大意说，你的《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等等，不管别人看法如何，你尽管按照自己的看法写下去……他兴奋异常，就迫不及待地毅然出院工作了。
我急忙劝道：“危险呀，健康巩固之后再出院呀。没有健康，什么都谈不上了……”
有关同志告诉我，这次仲沄不待病情稳定就急着出院了，就在出院的当夜，病情突起变化，接着就去世了……书桌上依然整整齐齐放着未完成的遗稿……
我们乘车到医院向仲沄同志的遗体告别。那时正是“四人帮”逞霸时期，医院大概一切从简吧。只见仲沄平静地躺在一只匣子里，匣子直然放在地上，想必就要起灵了。没有鲜花，没有花圈……仲沄紧闭双目，仿佛入睡了……
由八宝山回来后，才有人告诉我，仲沄这次生病前，曾步行来访我。但因为政治运动，好久没来，把门牌号数忘了，在我家附近徘徊了好久，没有找到。最后，满怀惆怅地回去了。这也流露着他的书生气，向附近邻居一问便可打听出来，可见书生都怕开口。这就成了我们永世的诀别。
范文澜同志离开我们十年了。我的存书，从抗战胜利后搬了五次家，又加上文化大革命运动，书几乎全失，可是他的《中国近代史》，长期来，在任何艰险情况下，都不离身旁。书的内封上，仲沄用毛笔题着：“靖华兄指正”，下款是“文澜”。人去物存，对之不禁怆然泪下。
范文澜同志忠心耿耿，对人民，对党是有贡献的。纸张寿于金石，仲沄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著作，在读者中间广泛流传着。倘仲沄地下有知，当亦欣然瞑目矣！
（注）仲沄，文澜同志的字。当年来往时，
均依惯例，不称名而直称字，以示
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