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政策暖人心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党的政策暖人心
《北京日报》一月三十日发表了《她为什么犯罪？》一文以后，很多人希望进一步了解赵淑英的情况。为此，我们访问了赵淑英所在的太师屯公社流河峪大队和密云县人民法院。
我们来到流河峪大队时，赵淑英和队里的女社员们正在工地劳动。副大队长曹洪和同志把她叫回来并向她说明我们的来意。这位二十五岁的女社员沉思了片刻，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谈了起来。
她说：“还是十一、二岁的时候，我精神上就受到了打击。由于我出身不好，村里有些人欺负我，甚至连小孩子也敢打我，父母也不能替我说话。我十五、六岁，就开始干活了。劳动中，个别干部总是挑我的刺，田里的赖活不是我干的也时常怪罪到我的头上。后来，我的工分低于一般的女劳力。特别是前几年，大队和生产队的少数干部，受林彪、‘四人帮’和反动血统论的影响，随心所欲地对我进行迫害”。一九七四年她上访回村后，受到队干部进一步迫害，把她家借住的房子刨了，她家只得搬到一处破房去住。十月，她被生活所迫，随表姐到东北找对象，当地来函索要证明，大队复信说她是“骗子”，结果对象吹了。几次找对象，都被队里在手续上卡住。一九七六年五月，生产队以外出上访为由扣了她一九七五年全年口粮，为此她上访回村后，队干部追问她为啥上访，再次将她捆上，锁在房子里，并将她的头发推光，然后关在小土洞里。她觉得再也无法在村里生活下去了，便逃了出来，从此流浪在外。
赵淑英沉痛地说：外出后，先是用离开家时带在身上的钱买点吃的；钱用完了，就捡些破纸卖；破纸捡不到了，就串饭馆找点吃的，因此，多次被收容。最后迫于无奈，于一九七六年八月至一九七七年四月，她在北京站借替人看东西之机作案三次，计窃人民币四百一十余元，通用粮票三百一十余斤，布票四十余尺，罗马表一块及衣物等多件（主要赃物已追回）。她终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说到这里，赵淑英潸然泪下。
然后，她慢慢抬起头来，十分感激地说：“我虽然犯了罪，但是，人民法院对我犯罪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决定不给我判刑，把党的政策落实到了我的身上。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赵国万接我回来的时候，代表大队向我承担了责任。打、骂过我的生产队长承认了错误，向我介绍了生产队的变化，鼓励我回去好好干。当时，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谈到今后的打算时，赵淑英说：“我虽然是快二十六岁的人了，决定先不考虑个人问题，在队里好好干一、二年，以报答党和政府对我的挽救。”
赵淑英犯了盗窃罪，照理应该判刑，但是，密云县人民法院决定免予刑事处分，道理何在呢？
密云县人民法院院长赫仁培和审判员王怀义同志坦率地告诉我们：法院对赵淑英这个案子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根据赵的犯罪事实，开始也提出了判刑三年的处理意见。后来进一步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赵淑英是一个农村姑娘，为什么要四处流浪呢？与此同时，审判员耐心地倾听了赵淑英的申诉。她在亲笔写的按有血指印的材料中，历数了在村里的种种遭遇，并说：“我迫切希望法院领导把我为什么走上犯罪道路的问题调查清。”经过研究，密云县法院认为，法院办案子应当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县法院先后三次派王怀义等同志到流河峪大队调查，对赵淑英犯罪的原因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研究。事实证明，赵淑英外流以致作案，是由于少数基层干部不执行党的政策和严重的违法乱纪所促成的。个别干部对赵淑英随意捆绑毒打，进行人身污辱，政治上歧视，经济上克扣，使赵在村里无法生活，感到“在村里受罪还不如挨押、坐监狱，生活有保证，不挨打受骂”，因而长期外流，最后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密云县法院根据实际情况，根据党的政策的有关精神，根据赵淑英认罪态度较好，主要赃物已追回的情况，决定对赵淑英免予刑事处分。
法院决定对赵淑英免予刑事处分，群众有什么反应呢？
生产队长王景全说：“前几年我当生产队干部，由于林彪、‘四人帮’搞反动的‘血统论’、‘唯成分论’，对地、富子女，我错误地认为越左越好，违反了党的政策。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过去，由于没有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使得赵淑英犯了罪，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大队长赵国华的爱人王守云说：正在贯彻落实地、富及其子女的政策的时候，赵淑英被放回来了，刚回来的那几天，左邻右舍的人都到她家里看望她。过去，看到赵淑英挨打受骂，心里想，爹妈有罪不该连累孩子，但谁也不敢为她说句公道话。
王守云的话还未说完，社员李淑贤等就接上了话茬：落实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的政策，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有出路了，党的政策真英明。法院把赵淑英放回来，我们打心眼里赞成。释放她一个，调动了队里地富及其子女许多人的积极性，也教育了全队的人。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