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恢复和发展农业教育、农业科研的步伐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专家座谈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加快恢复和发展农业教育、农业科研的步伐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专家座谈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鼓舞下，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专家们向本报记者呼吁：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一定要加快恢复和发展农业教育、农业科研的步伐。为此，本报最近邀请该校俞大绂、沈其益、娄成后、蔡旭、彭克明、吴仲贤、刘仪等教授、专家就这一问题举行座谈。教授们畅所欲言，发表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尽快恢复原有的农业院校是
搞好农业教育的当务之急
著名育种学家蔡旭教授说：农业院校在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但是，我国农业教育惨遭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许多院校多年来难以招生，农业教育和农业科研工作后继乏人。为了加快农业科技人材的培养，当务之急是抓紧恢复原有的农业院校，使农业教育和科研工作迅速起步。令人担心的是，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文化大革命中被搬迁、合并、撤销的农业院校的恢复工作，困难重重，进展十分缓慢。有的院校一九七七年招收的学生迄今不能入学。这样拖下去，这些院校的工作何时才能起步？
教授们说：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弄清同农业教育有关的路线是非，是恢复农业院校的一个重要前提。农业院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长期遭到极左思潮的冲击。这个根源要追溯到一九五八年。那时，那个窃据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职位的“理论权威”，以极左的面目到处大放厥词，把农业科学和农业生产对立起来，把农业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农民对立起来，用极端浮夸的生产数字压农业科学工作者，信口开河地说什么只有亩产五千斤粮食的才能当一级教授，农大毕业生不管考几分，搞一千斤就是一分。他甚至妄图取消农业院校。在这一错误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农业院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被迫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长期下放劳动。后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农业科学教育事业一度得到恢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捣乱破坏，农业院校和农业科研单位遭到更加严重的摧残，许多院校几经搬迁，队伍解散，资料丢失，仪器毁坏，许多即将到手的研究成果也前功尽弃。一九七四年以后，“四人帮”炮制的“朝农经验”，流毒全国，至今没有加以认真的批判。“农业院校的大搬迁究竟对不对？”这个问题成了一个“禁区”，许多人不敢碰。其实，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有哪一所农业院校通过搬迁把教学和科研搞上去了？因此，当前首先必须针对林彪、“四人帮”对农业教育造成的破坏，认真开展批判，继续分清直接影响农业教育事业发展的路线是非。这样，才能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积极支持农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农业教育要多样化，不要限得太死
教授们就怎样办好初步恢复了的农业院校，广泛发表了意见。
一、农业院校所设的系科、专业、课程、教材，都要因地制宜，各有特色。
植物生理学家娄成后教授说：我国幅员广阔，各地情况差别很大。农业院校应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设置专业，教材内容也不要统得太死，不要全国的农业院校教的都是那几门课。在课程设置方面，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专长。在这些问题上，有关领导部门不要统得过死，要使学校能因地制宜，各有特色。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绂教授建议筹建农业工程学院。他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工业技术也将迅速发展起来。这种类型的工业需要培养既懂农业又懂工业的大批科技人材。因此，我国从现在起就要抓紧筹建一批把农和工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农工院校。农业科学的发展，需要大大加强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的教学，这不是说只增加课程和学时就行了，还要考虑成立这样的系。
有的教授还主张进一步改革专业制和教研组制，试行学分制，加强学生的理论基础。
二、要把农业院校办成名副其实的教学和科研中心。
教授们说：现代农业科学正向多学科、综合性发展。高等农业院校各方面专业人材汇聚，有利于开展多学科的协同作战。但是长期以来，有人认为高等院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搞科研就会冲击教学。因此，在科研经费和科研条件上都不积极支持，一大批科研力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其实，只要处理好教学和科研的关系，科研就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现在许多国家的农业院校都是把教学、科研和推广科研成果三者结合在一起。我们要认真吸取国外农业院校有益的经验，把农业教育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和农业科研结合起来。
三、要为教学和科研创造必要的条件。
仪器设备是搞好科研和教学的必要条件。教授们说：我国农业院校仪器设备多数是四、五十年代的产品，一些还是三、四十年代的型号。仪器设备落后，限制了农业科研和教育的发展。现在农业院校急需补充和更新常规设备，重点仪器设备也要配套。要有“看得见”的设备，如电子显微镜；要有“拿得到”的设备，如离心机；要有“测得准”的仪器，还要有“算得快”的设备——电子计算机。有了设备起点就高，一二年就可以拿出新成果来。但是，有些人把这些东西看得很神秘，竟认为农学院不需要电子计算机、冷冻离心机等。这些同志不懂得，老牛破车是难以赶超世界农业科学先进水平的。
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沈其益教授着重提出：国内外的经验证明，试验地是办好农业院校的基本条件。这正象医学院必须有附属医院一样。墨西哥小麦育种工作走在世界的前列，很大程度上得助于全国有几个很好的小麦试验站。北京农业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前能够培育出一批优良品种，也是得助于有一块面积较大、土质均匀、土壤有代表性的试验地。但是，试验地对农业院校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理解，农业院校、农业研究所的试验地长期得不到解决。有的国家农业试验地已经延用了上百年，国家还明文规定，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农业试验地。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我们一些领导同志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以为只要有了房子就能办农业院校，对试验地问题就根本没考虑。这也是影响一些农业院校恢复的原因之一。
四、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在科学史上，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开辟新路子的工作，往往不是马上就能见效的。忽视了这方面的工作，一时可能对付过去，但从长远看要吃大亏的。娄成后教授以植物生理学为例说：现在农业产量比十九世纪末约提高了十倍，植物生理理论研究对此作出的贡献是很大的。例如化学除草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其理论基础就是对植物生理中激素运动规律的长期研究，发现了生长刺激素，模拟合成了24D等，导致了除草剂的发明，可见，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业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重视不够。农业院校里，基础理论研究更难以提到日程上来。比如影响大豆增产的病毒情况的研究，农业环境研究、昆虫引诱剂的研究、水源研究、资源普查等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总是迟迟不做，这样下去是要吃亏的。还有一些工作，我们这一代要为下一代作必要的训练准备。
与会同志建议：科研领导部门在制订科研规划时，既要抓紧近期工作，又要看到长远。一定要克服过去对探索性的工作不作安排的倾向。如花药培养的研究，本来应该在前些年组织有条件的单位先走一步。早不安排，现在着急了，又来了个谁搞给谁钱，结果全国有二千多家同时在研究、这种做法往往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人力物力浪费不少，工作还不易做上去。教授们希望有关部门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争取今后能把农业科研工作组织得好些。
五、要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
教授们呼吁，抓紧培养和补充师资是恢复农业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少院校近十年没有补充教师，具有一定基础的青年教师十分缺乏，北京农大教师的平均年龄已达四十五岁以上，后继乏人。一些年轻一点的教师多年受到干扰，业务学习时间很少，急需进修。老教师迫切希望多做些工作，培养下一代。应考虑采取果断的破格措施来解决不少学科出现青黄不接的问题。
六、要创造一个浓厚的学术气氛。
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一定要创造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教授们说，全国科学大会以来，就全国来说，学术空气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还不够浓厚。教授们还回顾了近三十年来我国农业科学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采取行政手段干涉遗传学上的两派之争，支一派，压一派，以致主张摩尔根学派观点的科学工作者受到压制，不能搞学术活动，不准开课，坐了十几年冷板凳。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窒息了学术思想，造成了极坏的后果。今后再也不能这样搞了，必须允许不同学派观点的科学工作者开展自己的科研活动，互相取长补短，不断提高科研和教学质量。大家说，二十多年来，我们有了一条基本的经验，就是什么时候科研环境安定，科研工作不受或少受干扰，发展就快，否则就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今后要尽力保持科研工作的稳定性。在这个前提下，才有科学发展的高速度，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们中国人不笨，只要有了必要的教学和科研条件，有了真正的学术民主，工作会很快做上去的。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业科学和国外差距拉大了，不是中国农业科学家不努力，而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现在全党都开始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只要有了条件，大家有信心很快赶上去。
本报记者黄植 王友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