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高尚的灵魂——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人类最高尚的灵魂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
王定国
三月五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诞辰。我们的好总理，您是人民的亲人，是我们干部的亲人。我能幸运地生存到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不是多亏总理您的保护吗？
林彪、“四人帮”伙同他们那个总顾问，干尽了坏事，害苦了忠良，有多少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在他们手中重者冤死，轻者致残。一九六九年二月六日的一次会议中间，我被宣布为“叛徒”，关进私设的“监四号”囚牢里，既不能打电话通知家里，也不准家里人来看望，从此便与世隔绝了！
四十二天后的傍晚，突然把我放了出来，并宣布了三条戒律：第一，每天八点钟来“上班”，晚上再回去；第二，不准与任何人接触；第三，不准把审讯内容告诉别人，也不准告诉谢老（觉哉）。于是，我便怀着这三块千斤大石，背着随身行李，穿街过巷，往家走着，沉思着……
当我走进家门的那一刹那，眼前模糊不清了。昏暗中，只见谢老躺在长沙发上呻吟……。房间里，一个人显得那么孤单、寂寞和凄惨！我扑到谢老跟前，用力扶起他那瘫痪的身体，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我——回——来——啦……”谢老咬着颤抖的嘴唇想说什么，然而眼泪已经哽住了本来就难发出声音的喉咙……。
谢老的面容，那么消瘦、苍白，我几乎不敢认了！一九六三年谢老因病引起半身瘫痪，经长期治疗之后，已有好转。在我被关之前，他还能扶着别人在院子里散步，而现在却连站也站不起来了！——我强抑着满胸的辛酸，想立即解开这出狱的疑团，我便用力向谢老耳边喊着：“——我到底是怎么释放的啊？！——是——谁……”我的气力用尽了，声音嘶哑了……
此时，我的手突然触摸到谢老身下的沙发，想起了这里面的“秘密”……。我向沙发的四边摸着，好象还是我亲手装钉的原样。谢老会意地点了点头：“在——在……”此刻，我从他那痛苦的表情中所流露出来的一丝微笑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就在谢老日夜躺在上面守护着的这个长沙发里，藏着一批珍贵的东西，这就是我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一堆纸本，它有大革命时期的黄竹纸，也有延安时期自造的白麻纸；它记载有毛主席的话语，周总理的嘱咐，还有老一辈革命家的言论与行踪，——这就是谢老自一九一九年以来所写的几十本日记！
为了免于被抄走，我想再次转移。正在忙乱中，电话铃响了！……我颤抖着不敢去接，但也只得强作镇静地拿起话筒：“你是那里？”“你们谁在家？”我不敢回答，但又只得硬着头皮说：“我——我——是……”“王定国回来没有？”“啊——”我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声，我的眼泪和我的微弱的声音一起落进送话器：“总理啊！是您……我——回——来——啦……”我的咽喉里，一个字也再发不出来了！“谢老的病情怎么样？——你要在心照顾……”总理的声音，也变得沉重而缓慢了！我久久不想放下话筒，好象还有听不尽的声音……
刚才的电话和我的突然被释放回家，使谢老增添了活下去的力量，也使我变得更为坚强……然而，这个突然被释放的疑团却还没有解开。
原来，我被监禁的期间，有一天下午，谢老一个人坐在我的房间里的沙发上，默默不语地低着头。
跟随谢老几十年的警卫秘书高世文同志，不知道沙发里藏有本子，怕加重病情，劝谢老说：“这个屋子好久不住人了，太凉了，——王定国同志——又——不——在……”“正因为王定国不在，我才要坐在这里……”谢老的答话，使得这间屋子里的气氛更加沉重……
我被关起一个多月了！谢老除了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也没有人照顾了，炊事员也撤走了，不能按时吃饭，即便送来一点也吃不到嘴里，又没有合适人给他喂，就连喝水也困难……
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了！这天，谢老咬着牙，拚着命，艰难地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又怕别人送信会出事，他自己拖着半瘫痪的身子，亲自将信送到中南海收发室。
三天后，那些人被迫将我释放了！谢老流着眼泪，最后对我说：“……要不是总理呵，——你——你永远也见——见不到我了！——我不行了……”
总理啊，总理！是您把我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又是您亲自打电话问我回来没有……是您救了我，救了谢老啊！也因为这些，谢老才多活了两年零三个月啊！
想到这些，一桩桩往事浮在眼前，一宗宗怀念涌在心头……
远在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长征到达川西北的达维、懋功，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了。我们四方面军文工团演节目，庆祝胜利。就在庆祝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周副主席，他留着长长的胡子。八月，我们部队和周副主席都住在毛儿盖周围，部队要休整，还要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但由于过度紧张和疲劳，周副主席病倒了！一天下午，易政委和指导员带着我们去看望周副主席。他虽然发着高烧，但还要勉强起来接待我们，并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这么大的女孩子（十几岁到二十来岁），都能爬山打仗，还能做宣传工作，真不容易呵！——要坚持下去……”
一九三九年夏天，周副主席要去苏联治右臂骨伤，邓大姐和孙维世同志陪同一起去，跟随的还有刘九洲同志。路过兰州时，驻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这时谢老是办事处负责人，正在陇东处理“磨擦”问题。
周副主席虽然又忙又累，还要抽空给办事处人员讲国际国内形势。我们这些不在延安工作的同志，能亲耳听到周副主席讲延安根据地抗日的情况，都很兴奋。这时，我已有了第一个孩子，周副主席勉励我说：“你的任务最重，要工作，要学习，还要带好孩子。”
第二年三月，他们从苏联回来时，又在办事处住了几天。这时谢老已回延安，周副主席要带我和孩子一起回延安。可是我的第二个孩子才几个月，怕路上连累大家，恩来同志却说，有他和大家照管，不会有什么困难。于是大家同坐在一个大轿子车里，回到了延安。同路的还有蔡大姐、邓大姐、任弼时、陈宗英、陈郁等同志。一路上，周副主席和几位大姐不时地逗孩子玩。这时第二个孩子刚会笑，爱咬大人的手，恩来同志便叫他“小狗”。从此以后，“小狗”当名字叫开了。“小狗”奶不够吃，路过西安时，恩来同志特地安排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同志，给我找下奶的东西吃。在这漫漫的旅程中，周副主席白天在车上打盹，晚上却很少睡觉，不时地到停车的周围查看情况，以防敌人破坏，确保全车人员和所带物资的安全。汽车行至哭泉一带，路泥泞不能走了，只好借了群众的牛拉着，总理便要负责路上事务工作的同志给群众合理的报酬。到延安后，总理亲自把我和两个孩子送到中央党校（谢老是副校长），亲切风趣地对谢老说：“把你的老婆孩子都交给你了，我的任务完成啦……”
延安的大生产，是世人皆知的创举。周副主席也不放过一切劳动的机会。一天，孙维世同志的母亲任锐老妈妈和董老爱人何连芝同志请周副主席吃饺子，我和高世文、陈道银同志正在边区政府大礼堂门口开荒种地，谢老抱上孩子给我们送水。周副主席走到我们跟前时，见我们在劳动，边鼓掌边跃上地畔，拿起地头担粪的扁担，弯着腰，使劲地拍打地里的土块，边打边对我们说：“你们搞生产真了不起。有了饭吃就能打胜仗，就能解放全中国……”
秋天，我们小组获得大丰收。当我们收庄稼的时候，我便想着：就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些粮食里，也有我们周副主席的汗水！
一九四八年五月，周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都住在河北省西柏坡，我和谢老住在李家沟口。谢老几次骑着马去看周副主席，每次都谈很长时间，谈的最多的是法制问题（这时谢老是中央法委会主任），周副主席多次对谢老说：要抓紧起草宪法，要研究法律，要为进城作法律上的准备……。
进城了。有一天我们去中南海参加晚会，在怀仁堂的后坪上，周总理和我们聊天，他问：“‘小狗’来了吗？”他看着被称为“小狗”的娃儿已长大成小伙子了，不禁大笑起来，那笑声，至今还回旋在我们的心坎上。
一九六三年元旦那天，政协全国委员会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举办了一个集体祝寿宴会。周总理也来参加了。他和我们坐在一个桌上，总理关切地问谢老：“最近身体怎么样？还吃药吗？”我说：“还吃。总理身体好，您能活百岁。”总理说：“我还没有发现什么病，但活不到百岁的。谢老是能活百岁的，你是做工作的人，我是跑腿的……”谢老说：“活动多的人才更能长寿呵！”总理的谈笑，使这天参加祝寿会的七旬以上的老人，都变得年轻了！
谢老回来后，在这天的日记上写着：帅、钱大姐、曾三同志见过。中午政协召宴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据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中央各机关副部长以上，共有七十岁以上的二百二十八人，其中八十以上的十二人，九十以上的三人（沈衡老整九十）。
黄炎培老题诗：
千山万水共何曾，建国箴言认渐真。
八十知非况逾半，大家改造作新人。
拟和：
神州子弟尽颜曾，战斗风云见假真。
百岁期颐才算老，古人那得及今人。
晚上在怀仁堂看戏，董老也和了一首：
此事从来有未曾，古稀三百聚餐真。
去年花甲今升格，介寿期为百岁人。
周总理即席致词说：“不久前，六十岁算老人，去年升格为七十岁，以后可能升到八十、九十。要争取百岁为老……”今天，又翻开这些日记，好象还能听见总理的声音，似乎也能看见总理的身影……。他虽然忘却了自己的存在，但总激励人们活到百岁！
然而，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总顾问，却是千方百计地要使老一辈死早点，死快点……。而且，任何人又逃脱不了自然的法则。因此，总理想把寿期升格为百岁的愿望，他们几个人都没有能实现啊！就在五个月以后的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谢老突然瘫痪了！经过一年多的治疗，稍有恢复后，一天又去政协开会。周总理一见谢老来了，好象多年没见似地紧握着谢老瘫痪的右手问：“能走路吗？——可要注意，不能跌倒，有些场合不要去了……”谢老说：“我在吃补阳还五汤，还有效。”总理说：“这是祖国医学宝库的名方，要在心坚持着吃……。”总理的话，谢老直到逝世前还常常念着……
一天，周总理到北京医院去看李宗仁先生，谢老也在隔壁房间住院。他从李宗仁先生房间出来，虽然时间已晚了，还是要看看谢老，而且坐在床头上还谈了好些事情。当谈到延安时期陕北人民的负担问题时，总理说：“你那些建议是好的，有人说这是‘右倾’是不对的……”
那时，谢老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因为陕北人民的负担问题，曾经写过几次书面建议。在今天还保存在我手中的日记和给毛主席的信件里，都详细地记载着这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谢老去延安视察回来后，又向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叙述了陕北人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可是，那个号称“理论权威”的大人物，当年就说谢老这些意见是“右倾”，而且进了北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给谢老戴上这顶“右倾”帽子，要算这笔账……
可是，我们的周总理，胸怀是最透明的。他最爱护人民，也最了解老同志。这天在病床上和谢老最后一次的相谈，使谢老得到无尽的安慰。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谢老突然病危。侯春怀同志（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立即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
周总理虽立即亲自打电话给侯春怀同志，要他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谢老脱险！但由于谢老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太重了，任何抢救措施都是无效的。第二天，即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谢老与世长辞了！
对于死人，他们也是不肯轻饶的。这是林彪、“四人帮”的“帮法”！他们先是封锁消息，继而阻拦吊唁，还不准向遗体告别，不准开追悼会，不准送花圈……，说这些都是“四旧”！
然而，战友的情谊是封锁不住的，同志的感怀也是阻拦不了的！自发前来吊唁和告别的人流，涌满了北京医院的后院。董老知道了，也从病床上爬起来，拿起一支大笔，墨泪俱下地写了一幅挽词：“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董老来到谢老遗体跟前，看着挂满冰珠的遗容，一串串热泪，滴落到谢老遗体的冰珠上，融化在一起……。董老亲自将挽词放在遗体上。
噩耗传到周总理那里了！总理毫不犹豫地取消了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总顾问的无理禁令，明确、坚定地下达指示说：要写悼词，要发消息，要登照片！
总理的语言，象寒冬的暖流一般，送进了北京医院，传到同志们的心间，使冰珠满面的谢老，也感到亲切、温暖……
丧事完毕了，周总理还惦着眷属。我们家里连电话都不给装了，冬天也没有煤取暖……。总理知道了这般情景，便嘱邓大姐打电话托朱端绶同志转告我说，总理已经要有关的同志作了安排……
总理啊，人民的好总理！您对每一个角落的人民，您对多年相随的老战友，您对没有一个是您亲生的亿万下一代，总是那么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而对于您自己，却那么淡泊，那么不以为意，以至完全忘却，为人民的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不禁要问：在我们的生活里，什么是最高尚、最纯洁的？难道我们不可以大声呼喊：它就是周恩来精神？是的，它就是周恩来精神！（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