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艺术生产规律领导文艺——学习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按照艺术生产规律领导文艺
——学习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朱颖辉
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精辟地阐述了发扬民主、按照艺术生产规律办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给了我们极大的教益。这篇讲话的发表，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不啻是及时雨、顺帆风。
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研究艺术生产规律，并用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对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关系重大。
从建国三十年来文艺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来看，尊重艺术生产规律的问题，值得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文艺部门的领导同志高度重视。
在艺术生产的领域里，按照艺术生产本身的客观规律办事，还是按照“长官意志”办事的分歧和斗争，一直是存在的。“长官意志”是一种根本违反客观规律的主观意志。早在一八四二年，马克思在抨击普鲁士政府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时，就曾用“检查官的机智”一语表述这种主观意愿。马克思写道：“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一切都被归结为个人的关系，只有检查官的机智才是保证。”可见，“长官意志”（或称“检查官的机智”），是否定客观标准、否定客观规律的。奉行“长官意志”的人，不承认客观规律是必须遵循和不可违抗的，他们随心所欲地瞎指挥，以主观随意性取代客观规律性，其结果总是在客观规律面前碰壁。建国以来，我们的文艺工作在这种“长官意志”下吃过不少苦头。一九五八年，在“左”的干扰下，文艺界提出了“人人作诗，人人画画”，“每县出一个郭沫若”等错误口号，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艺术生产，结果不仅妨碍了三大革命运动，艺术生产本身也受到了损害。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把这种“长官意志”恶性发展为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更是为害最烈，贻毒无穷，几乎扼杀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生机。实践证明，如果无视艺术生产的特殊规律，而企图用精神生产的一般规律，甚至用物质生产的规律去处理艺术生产的矛盾，必然使艺术生产受到损害。
明确了按照艺术生产规律领导文艺的必要性，我们就要认真探索艺术生产的规律究竟是什么，如何根据它的规律来领导艺术生产。
艺术生产是一种特别能体现艺术家个人作用的精神生产，因此必须注意它的个体性。艺术生产，即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从它的本质、内容和社会作用来说，都不能超脱社会而独立，它总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但它的劳动方式，却具有个体性的特点。这是因为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也就是说，艺术生产要通过一个个作家、艺术家的个人创造来完成。即便是集体创作，也总得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来体现。某些综合性艺术，例如戏剧、电影等，其创作活动方式是集体性的，但也总是要以参与其中的每个艺术家的个人创造为基础。总之，艺术生产离不开作家、艺术家的个人劳动。
艺术生产的个体性，要求尊重作家、艺术家的个人劳动。首先，要反对向作家、艺术家提出机械划一的要求。每一个作家、艺术家，他的思想、生活积累、艺术素养，他对生活的概括和反映的能力等等，都各不相同，换句话说，“作家头脑”是千差万别的。通过不同的作家头脑，就会产生不同的艺术产品。因此，我们要在保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前提下，充分发挥每个作家、艺术家的特长，并为他们的创作提供有利条件，切不可不讲条件、不管对象，向他们提出简单化的要求，进行粗暴的干涉。周恩来同志指出：“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因为艺术生产是一项十分细致、十分复杂的精神生产。艺术品的产生，可以是偶然得之，但是，这种偶然得之是建筑在作家、艺术家长期的生活和修养基础上的。强迫命令永远逼不出真正的艺术来。其次，文艺领导对艺术产品要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加以褒贬，也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作者。须知每一部文艺作品，都是经过作者长期酝酿而创作出来的。其中写什么不写什么，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都有作者完整的独特的艺术构思。只要人民爱好，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应该允许存在。其优劣得失，主要应当由人民群众去评论。领导者作为群众的一员，作为艺术生产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当然有权利也有责任对作品提意见，但他的意见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作品实际，还得通过实践检验，不能强迫作者接受。而作为艺术产品直接生产者的作家、艺术家，他经过独立思考后，对领导关于作品的意见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并可以进行讨论、反驳。这就是说，领导和被领导都得服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能谁职位高就算谁拥有真理，就得听谁的。
艺术是借助形象来反映生活的，因此，艺术生产必须注意它的形象性。文艺同其他社会科学反映生活的形式是不同的：科学是通过一般的抽象的概念来反映现实，艺术则通过个别的具体的感性的形象反映现实。在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上也是不同的：科学运用逻辑思维，文艺运用形象思维。一句话，艺术生产离不开形象，离不开形象思维，否则，艺术生产本身就不复存在。
艺术生产的形象性，要求我们正确地全面地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毫无疑问，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任何要求文艺摆脱政治的倾向都是错误的。但是，多年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被一种“左”的思潮搞乱了。文艺界曾经流行过一个口号，即所谓“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画中心”。在这个口号的影响下，作家只好用文艺去图解政治概念，去演绎某个特定时期党的方针政策，结果是糟蹋了文艺，破坏了艺术生产。针对这种“左”的错误，周恩来同志尖锐地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
硬性规定和强求艺术生产去配合一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尽管文艺领导的主观愿望可能是好的，但后果却适得其反。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同志就批评过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并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上海在搞“三反”、“五反”运动时，让所有的戏院都要演关于“三反”、“五反”的戏。有一个实验越剧团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结果观众都挤到这里来看，而其他的戏院没有人看。这说明不按照艺术生产规律办事，总是要受到嘲弄和惩罚的。遗憾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流毒还没有肃清，还在干扰着艺术生产。我们不少作品苍白干瘪、枯燥无味，人物成了政治概念的传声筒，党的决议和政策条文被生硬地搬上舞台或银幕。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某些领导人要求作家跟中心，赶任务，作者急于拿出东西来，仓促成篇，作品自然显得简单粗糙了。
艺术创作，贵在一个“创”字，因此，我们还要重视艺术生产的独创性。周恩来同志指出：“文艺总要有独创精神”。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有所不同。如工业生产中定型产品的制造，有一套固定的程序、规格、标准，多次重复相同的生产流程。艺术生产则不能容许重复。重复不能产生艺术，模仿和因袭也决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道理何在呢？因为重复、模仿，就是雷同，就只有共性，没有个性。而个性则是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的表现。没有个性的艺术品，是没有存在价值的。一些公式化、雷同化的作品之所以不受人们欢迎，根本原因就是它们缺乏个性。艺术生产只有坚持独创的原则，才可能产生有个性的艺术品。列宁指出，文艺创作“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在谈到保证这两个“广阔天地”时用了“绝对必须”的限制词加以强调，表现了他对作家、艺术家创作个性的高度尊重。可是，某些文艺领导者却总爱向作家、艺术家提出划一化的要求，规定作家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这种情况，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存在，“四人帮”则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什么“主题先行”、“三突出”等等框框、模式、禁令，简直是泛滥成灾！“四人帮”垮台后，我们打破了一些束缚文艺创作的条条框框，但压制艺术生产独创精神的现象还不时发生。一旦出现了题材内容或形式技巧有所创新的艺术品，某些文艺领导者就往往视为“异端”。甚至一些艺术创作中的新课题刚开始探索，“不准试验”的禁令就下达了。这就说明，某些文艺领导者的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还没有从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框子中走出来。
领导和组织艺术生产，还必须注意它的丰富性。艺术生产的丰富性首先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丰富性。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大千世界，万象纷呈；小小环球，风云变幻。而文艺的主要描写对象，又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这就决定了文艺必然是多姿多彩的。艺术生产的丰富性还来源于生产者的差异性。每一个作家、艺术家都有各自熟悉的创作素材和创作形式，都有不同的反映生活的手段和能力。即使选取相同的题材，采用相同的形式，通过世界观、美学观不同的作家头脑，也会产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艺术品。反映者本身的这种差异性，也是造成反映结果即艺术品千差万别的重要原因。周恩来同志指出：“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本来是各显所长，百花齐放，结果成了一花独放，拿一个政治框子，把大家束缚住了。”文艺领导者应当破除这种主观主义的框框，让作家、艺术家充分自由地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采用各自熟悉的形式、风格、流派去进行创作。给作家指定一种风格、一种表现方式，无异是戕害艺术。马克思当年面对反动而虚伪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就曾这样愤慨地质问那些扼杀精神生产的执法者：“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还把抹杀精神生产丰富性的行径，辛辣地称为“想把精神变成叫化子”，说得多么深刻，多么击中要害！
坚持艺术生产的丰富性是会遇到阻力的。比如在题材问题上就一直遇到顽强的阻力。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文艺应当以反映现代题材为主。但是，“为主”决不是“唯一”，决不能排斥、取消历史题材和其它题材。周恩来同志说得很明确：“创作题材是要有个大体的比例，文化部在这方面要多做些工作，但决不能强迫命令，对创作题材不要干涉过多。”“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当张春桥之流提出所谓“写十三年”的口号，鼓吹“题材决定”论时，周总理针锋相对地指出：“创作的天地是很广阔的，我们不要只局限在写十三年”。当前，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已经转移，有的领导人又规定文艺作品只能写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题材。这种规定，把社会主义文艺的路子搞得十分狭窄。其实，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文艺，题材是非常丰富的，反映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生活和斗争的题材固然值得重视，其他题材也未尝不能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关键在于站在什么立场写，怎么写。划地为牢、乱加限制，都是束缚文艺生产力的。
按照艺术生产规律领导文艺，中心问题是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艺术生产规律和任何客观规律一样，都是不可违背的。违背它，就必然要受到惩罚。艺术生产的规律，人们是可以认识和掌握的。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正是在认识和掌握艺术生产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遵循并运用艺术生产规律、促进艺术繁荣的正确方针。
“双百”方针的着重点就是“放”。这完全符合艺术生产的客观规律，因而最能适应艺术发展的要求。“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这样做，就能充分调动艺术生产领域的一切积极因素，发挥艺术家的创作才能，真正为艺术的自由发展提供如列宁所说的两个“广阔天地”。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最根本的是要在思想上真正解决“放”还是“收”的问题。不要怕“放”。怕“放”，说到底，是怕出毒草。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正确的。真善美总是在同假恶丑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没有毒草就无所谓香花；没有同毒草的斗争，香花也就不能发展。有些同志因为怕出毒草，主张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仍然很不理解。因此，我们主观上不应有框框。首先应当允许放，然后加以比较、鉴别。通过实践检验确属毒草，才能采取批判的方法，铲除毒草，以发展香花。可见关键不在于放出什么，而在于我们能否正确鉴别，并采取正确的方针。只有在思想上认识了这点，才能真正坚持“放”的方针，否则就是“收”。“收”的政策就是单打一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没有放出来，没有鉴别，就不准放，好象是防范毒草，实际上往往会压制香花。
如何按照艺术生产的规律领导艺术生产，不仅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我们要认真总结三十年来领导艺术生产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艺术生产的规律，切实地按照艺术生产的规律去做，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就一定能加快步伐，蓬勃发展，就一定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