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
陆定一
三月五日，是周恩来同志八十一诞辰。
三年前的一月九日，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真象晴天霹雳。林彪、“四人帮”披着“文化大革命”的虎皮，实际上搞了十一年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他们象第一次王明路线那样，喊着极左的口号，残杀革命干部，打击革命群众，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军事方面，都做出了帝国主义、法西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竟使大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崩溃、灭亡的境地。在这乌烟瘴气的时候，周总理象中流砥柱，同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大众一起，挽救中国于危亡。他与人民息息相通，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他的死，重于泰山！当时我被反革命所迫害，失去自由已经十年，在监狱里，想戴块黑纱表示悼念，都不可能。去年十二月初，党中央举行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我获得了自由。现在，我可以借报纸的篇幅，来表示我对这位人民的好总理的哀思了。
一
周总理的功业说不完，好处说不尽。报纸上，天安门广场上，文如海，诗如潮，革命干部和人民大众对周总理表示无穷无尽的怀念。
我入党不久，就知道周恩来同志的名字，知道他长于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我也多次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极其优秀的共产党员，很好的革命家，但他成为党的成熟的领导者，则是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一九三五年以前，他领导过上海三次暴动和南昌起义这些伟大的革命行动，斗争非常坚决，非常英勇，但后来都失败了。周恩来同志严于律己，从不文过饰非。第一次王明路线的失败，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损失更大，这个严酷的事实，使他破除了对于王明所标榜的“国际路线”的迷信，树立起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中，他离开了日理万机的工作，以三个月的时间专门读书和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就使他能够把极其丰富的工作经验上升成为理论的认识。他把自己犯过的错误向党内同志讲，向党外朋友也讲。这种诚恳的自我批评，他做过无数次，以至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恩来同志自我批评得太多了”。这种自我批评，是周恩来同志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表现，是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表现。实际工作中的千锤百炼，加上理论上的勤奋学习，使周恩来同志成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成熟的领导人。遵义会议以后的四十一年里，他在工作中，在极其复杂、艰难的斗争中，都做得正确。他在党内外的威望也越来越高。在他领导下，人们是有信心的，相信我们的事业一定成功。这样成熟的领导者，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久经考验的伟大的领袖人物，是党的珍宝，是人民的极其宝贵的财富。“四人帮”这些反革命小丑们对周总理的诽谤，恰恰从反面表示出周总理的伟大。
我们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历程中，要探索革命的道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包括在路线斗争中的错误，是很难避免的。错误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坏事，因为它招来失败。另一方面，它是好事，“失败为成功之母”。有了失败的经验，进行彻底的自我批评，再加上刻苦学习，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认识，这就是周恩来同志为全党树立的光辉榜样。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他这个榜样。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犯过多次路线错误，其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是第一次王明路线。这是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由于我们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员，当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似懂非懂，所以上了
“左”倾机会主义的当，付出了极大的学费。付出了这个学费以后，我们全党才懂得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从此提高了觉悟，随后就一步一步取得革命的胜利，直到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林彪、“四人帮”擅权十一年，我们党和人民又付出了一次极大的学费。这一次，也是上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当。所以上当，是因为我们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够，似懂非懂。我们警惕了苏联的右的赫鲁晓夫，却相信了林彪、“四人帮”这样的“左”的赫鲁晓夫，招致了全国性的大灾难。我国的情况，与苏联不同，苏联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已经二十二年，我国十一年就回到了正确路线。现在，我们既看见了右的赫鲁晓夫，又看见了“左”的赫鲁晓夫。有了这两方面的经验，加以认真总结，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彻底的自我批评，象周恩来同志所曾经做过的那样，那末，我们一定能够学会正确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一步一步取得胜利。
二
我第一次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是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在国民党统治区。我看到他是怎样对蒋介石及其帝国主义主子进行斗争的。
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统治中国二十二年。他的历史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他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第二段，日本侵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替蒋介石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第三段，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与人民为敌，重新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这三段，构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们中国共产党，曾经在一九二七年败于蒋介石，二十二年之后，我们反败为胜，推翻了蒋介石政权。这个胜利，归功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一九三六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一九四五年的重庆谈判，是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这些决策的出色的执行者是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说服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释放蒋介石，迫使蒋介石同意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这种根据形势的发展，联合过去的主要敌人对付当前的主要敌人的策略，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策略的发展。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功是有关系的。这是周恩来同志一项不朽的业绩。
在重庆谈判中，周恩来同志不知疲劳，不畏艰险，进行了一场长期的忘我的紧张的战斗。这个战斗的目的，就是用确凿的事实，向全国人民、各党各派，揭露蒋介石的准备全国内战，揭露美国马歇尔的假调解和实际上帮助蒋介石反共的阴谋，使全国人民对反共内战的爆发精神上有所准备，不致遭受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那样的突然袭击，并为战胜蒋介石准备条件。当时周恩来同志往返于重庆和延安之间，旅途上就有不少危险。“双十协定”签订后，党中央、毛主席增派我为谈判代表。有一次，我和周恩来同志以及其他十几个同志同乘一架飞机从延安赴重庆，在秦岭上空，突然遇到恶劣天气，飞机表面结冰，重量增加，被迫下降。驾驶员十分着急，要我们把行李抛出舱外，并要大家系上降落伞，必要时就跳伞。这时叶挺同志十一岁的女儿（叶扬眉）因座位上没有降落伞，急得哭起来。周恩来同志连忙把自己的降落伞让给扬眉。同志们看到这个情况非常不安，提出降落伞还是恩来同志自己用，扬眉年纪小，身体轻，可以拴在别的同志身上。恩来同志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照样从容镇定若无其事地忙着指挥大家系降落伞。幸好不久飞机脱离了险境。周恩来同志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发扬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真正是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机上同志深受感动。
当时的重庆，布满了蒋介石的特务，周恩来同志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蒋介石随时可能对他下毒手，但他始终视若等闲，夜以继日地为革命事业操劳。他要领导八路军办事处和我党南方局的工作，要和国民党谈判，要做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以及和各界人士接触，事情非常多。他每天只睡三四小时，但总是精神饱满地工作着。他特别善于分析和利用矛盾。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但美蒋之间也是有矛盾的，周恩来同志利用一切机会和美国人士接触，如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任蒋介石顾问的拉铁摩尔，周恩来同志都向他们阐明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他尤其重视做美国记者的工作，通过他们向美国人民进行宣传。对于爱国民主人士，周恩来同志做了大量的团结、教育工作。但必要时也进行斗争。一九四六年初，当时受蒋介石津贴，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脱下“民主”“公正”的面具，发表了一篇《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论，公开站在蒋介石一方对我们进行攻击。对于这种伪善者，是不能不反击的。我为《新华日报》写一篇社论，题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进行驳斥。周恩来同志立即同意发表。对于这篇社论，《大公报》始终不敢还手。蒋介石是一贯反共反人民的，但在抗战期间和在准备全面内战的时期，他还不敢彻底破坏国共合作，而且表面上还要标榜民主。周恩来同志利用这个矛盾，运用他对敌斗争的才能，开展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在重庆、西安、桂林等地设立的八路军办事处，持续了八年，能在国民党的陪都发行《新华日报》，我党干部能以合法的身份同各界人士接触，使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群众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这和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以及后来在南京、上海工作的成功，是有密切关系的。
三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后，一九四六年周恩来同志回到延安，参加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也光荣地同他在一起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是人民解放军统帅毛泽东同志的得力助手。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悍然派兵向陕甘宁边区进攻，毛泽东同志作出英明决策：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我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同志决定，为四个人起了代号：毛泽东代号李得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任弼时代号史林，我的代号郑位。当时毛主席所带领的中央机关人数很少，警卫部队也只有一个营。敌人离我们很近，有时只隔三四十里，但敌人始终没有发现我们。毛主席和周总理是在延安疏散工作已经完成，敌军将要进到延安的当天，才离开延安的。离开延安以后，在王家湾时，住老百姓的窑洞，一排三间，一个大门出入。毛泽东同志住在右边的一间，任弼时同志住在左边的一间，周恩来同志、胡乔木同志和我同住中间的一间。中间这间窑洞里，除了一铺土炕和炉灶以外，只有一个咸菜缸。我们找了一些砖头，架上木板，当办公桌。沙家店战斗后，我们到绥德、葭县一带，条件好些，才能一个人住一间窑洞。周恩来同志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歼灭蒋介石数百万军队。当时周恩来同志的工作，表面上看来很平静，很少开会、讲话，实际上却很紧张。他要看各地来的电报，要拟中央给各个战场的电报稿，经毛泽东同志阅后发出去。我的主要工作则是每日发布新闻，经毛泽东同志审阅后，交由范长江同志率领的新华社电台发出，供设在晋东南的新华广播电台之用。我们退出延安，新华社广播却一天也没有断过。这样，我们五个人，就把军事和宣传工作的指挥都做了。沙家店之战，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曾经三天三夜没有休息过。
如上所述，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非常精简，但是人民知道毛主席仍在陕北，这就对军队的士气和人民的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群众自动为中央机关保密。中央机关在王家湾住得很久，可是敌人到王家湾时，根本不知道中央机关在此地住过。
敌人是非常愚蠢的。胡宗南虽然有十倍于我的兵力，但找不到我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胡宗南用了无线电测向器，想测出我党中央的所在。当时我们在胡宗南主力的北面，胡宗南却派大兵向西边的林区去搜索，企图捕捉党的中央机关，旷日持久，劳而无功。
陕北本来就比较贫瘠，加上国民党军队的抢劫烧杀，群众生活更苦了。机关、部队的给养非常困难。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周恩来同志对群众的生活也非常关心，有机会就对陕北军民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还亲自组织群众进行生产救灾。当时群众出于对领导人的关怀，送些慰问品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总是把它退回，实在推却不了，才收下转送给伤病员。
四
一九四九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周恩来同志担任总理，以后继续连任，一直到他逝世。他日理万机，对一切政府工作都要过问。周总理对文艺工作，特别关心，还亲自指导过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演出。他对于同志，总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虽然文教工作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他对同志发出家长式的训斥，或恶声的咒骂。
我现在要说一件事，说明周恩来同志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的精神。这就是一九五九年五月，他派我出去看钢铁生产。
大家知道，从解放初期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周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领导我国的经济工作，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八，农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八，这是很高的速度，是了不起的成就。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做了著名的论文《论十大关系》，指出国民经济应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定下了“农、轻、重”的投资顺序。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如果照此发展下去，我们现在（一九七九年）可以年产六千万吨钢，或五千万吨钢。九亿人民的粮食亦可以充分解决。一九五八年，事情忽然发生变化，在所谓“大跃进”的口号下，要求钢的产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百八十万吨跃进到一九六二年的二千五百万吨。这就是说，投资顺序应该不是“农、轻、重”，而是“重、重、重”。这也就是说，国民经济计划要留缺口，应该经常破坏平衡，而不是建立平衡，等等。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周总理把我找去，对我说：“交给你一项任务。你去作一次旅行，从北京到上海，看看钢铁生产。”
我对周总理说：“我没有做过经济工作，也没学过炼钢。”总理说：“给你配备一位钢铁专家。”这位钢铁专家就是陆达同志。
我和周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冶金部工程师陆达同志一起商量。我们认为，钢铁生产要靠煤，所以也必须了解煤的生产情况。我们决定旅行路线，从北京出发，经济南、薛城、枣庄、徐州、南京，到达上海，然后经苏州、无锡、常州回京。在这些地方，我们亲眼看见所谓用“小土群”或“小洋群”办法炼钢铁是极大的浪费。炼铁要焦炭，没有炼焦炉，就堆在地上烧，结果大部分炼焦煤被白白烧掉，只有中间一小部分能作为焦炭用。所谓“小高炉”，很多是用砖砌的，炼不出铁，炼出铁来也不合格，已经弃置不用。开矿的民工有的很苦，吃的是地瓜藤子；没有地方住，在地上挖个方坑，在坑里铺上地铺，被褥都是湿的。弄虚作假的现象也很严重，例如，炼出的铁含硫量高，不能用，却充好铁计算生产数字。我们到了上海，当时上海市委管工业的书记马天水不敢见我们。他们派了一个人向我们说大话，说一九六二年上海要年产一千万吨钢。我们一计算，单是为了运输煤炭、矿石和生铁，上海的车站和码头就不够用，且不说其他了。我们把在各地了解到的情况作了分析，认为到一九六二年，全国年产二千五百万吨钢的指标是达不到的。回到北京，我到中南海西华厅向周总理作了汇报，许明同志参加了这次汇报。总理只是仔细倾听我的汇报，没有谈他的看法，也没有批评我思想右倾。
这一年八月，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从北京去庐山途中，我和彭德怀同志还有很多别的同志同乘一列火车。在车上，彭德怀同志要我谈谈看钢铁生产的所见，我把对总理说的对他说了，但还保留了关于二千五百万吨指标办不到的一点，没想到他把我的话摘了几句写在他的“意见书”上。这样一来，我也受到了有些人的严厉批评，说我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参与“反党集团”，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等等。这些人打击我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他们找不到我同彭德怀同志有什么“勾结”的事实。但是，庐山会议上有些人的态度，与周总理的态度成了明显的对比。由此，我更钦佩周总理的实事求是态度和民主作风。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原来的目的，是要实事求是地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和加以改正的，但是却变成了反对彭德怀同志正确意见的会议，这就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前后共十八年之久。它所造成的比例失调的祸害，直到今天还须继续认识和努力克服。
周总理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的事例，我遇到的还很多。举例如下：
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北京造了十大建筑。文教部门有人建议要建国家大剧院和电影宫，周总理没有同意。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经济困难时期，周总理主张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并且反对一些说大话的人，这种人认为粮食已经够吃。周总理特别注意解决两种人的生活问题，一种人是高级知识分子，他设法保证他们吃到一些肉食。另一种人是平均收入每人每月在十五元以下的城市居民，他设法解决他们的困难，不使冻饿。
对于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情况，周总理也作了实事求是的估计。有人把我国知识分子队伍说得漆黑一团，周总理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好的，他们听党的话，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周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把世界观作为标准。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当然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改造世界观。这是很对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
“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
在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八十一诞辰时，回想周总理一生的不朽业绩、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使我更加崇敬他，怀念他。这篇短文，只能挂一漏万，言不尽意。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
（《光明日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