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风雨起苍黄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征文选登

钟山风雨起苍黄
本报记者 蒋元椿 魏玉琴
暮春三月，莺飞草长，将到清明时节。年年此时，南京人民都络绎不绝地到松柏森森的雨花台，悼念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而一九七六年的清明节，对于南京人民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噩耗传来，钟山垂首，长江呜咽，南京人民陷入了镂心刻骨的悲痛中。江苏是周总理的故乡；南京是周总理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南京人民自然而然地把对周总理和对革命烈士的悼念结合到了一起。人们多么希望在清明时节把献给周总理的花圈安放到雨花台和梅园新村，寄托自己的无限哀思。
但是，周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在全国刮起了一股阴风：不许佩黑纱，不许献花圈，不许开追悼会，不许放映悼念周总理的电影，不许过清明节……。三月五日，上海《文汇报》竟然删去了周总理给雷锋同志的题词；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在搞垮刚刚出现的安定团结的局面……。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这个问题象一块石头沉重地压在全国人民的心上。同全国人民一样，南京人民观察着，研究着，回忆着。慢慢地人们明白了：有人反对周总理！有人想乘周总理逝世之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有人想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沦为封建法西斯的中国！
这决不允许！南京人民心里燃起了怒火。这怒火，积郁着，燃烧着，蔓延着，越传越广，越烧越旺。终于，它象潜行地下的炽热岩浆一样，冲决一切，迸发而出了。
三月二十四日，原江苏新医学院（现在的南京医学院和南京中医学院）的革命师生首先行动了。他们不顾种种无理禁令，抬着用苍松翠柏和洁白的玉兰花制作的大花圈，到雨花台，敬献给死难烈士和敬爱的周总理。
江苏新医学院师生的革命行动，得到了南京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响应。更多的花圈送到了雨花台。就在这时候，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居然抛出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反动词句，又一次把攻击的矛头赤裸裸地指向敬爱的周总理。人们从这种罪恶的行径中看到了它背后有一只黑手。愤怒的火焰燃遍了全中国，也燃遍了南京城。
在南京大学校园里，揭露和怒斥《文汇报》的大标语、大字报前面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捍卫”、“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等大标语，激动着人们的心灵。
讨伐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怒涛，席卷整个南京城。大街两边的墙壁上，到处张贴着大标语、大字报、小字报；市中心区的鼓楼和新街口的街心广场上，人们在作激动人心的演讲；鼓楼广场食品商店门口阳台上，安放着南京电信局职工精心制作的直径三米的大花圈；梅园新村和附近的街道上，放满了献给周总理的花圈；从大街小巷涌出来的人流，汇集到从新火车站到雨花台的二十里长街上。花圈如海，人潮汹涌，浩浩荡荡的悼念队伍，都向雨花台奔去；雨花台上上下下，层层叠叠摆满了花圈，最大的花圈高达七米八，象征着周总理七十八年的战斗岁月；在人民革命烈士墓前，摩肩接踵的人们啜泣着，有秩序地绕墓缓缓行进；到处都有人高呼着：“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我们怀念杨开慧！”
三月三十日，南京人民的斗争又进了一步。革命群众怒斥张春桥，在全国开了指名道姓直接指向“四人帮”的第一炮。这天，人民解放军某部给养员徐同新，把他手写的六份题为《谁反对周总理就不得人心》的传单，贴到了新街口、鼓楼一带。传单上明确指出张春桥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人们争相阅读。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噙着热泪说：“到底有人出来说话了。”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的一辆卡车，载着二十多名职工，从中山门外来到城里，在南京部队某部门外的高大围墙前停了下来。女医生王运德、电工殷辉和王运德的爱人、司机张精美，立即拿出他们书写的大标语张贴。当“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十个大字出现时，围观群众已经密密麻麻，议论纷纷。接着贴“张”字。人们喊着：“就是他！就是他！”“春”字一出现，下边喊声四起：“好啊！好啊！就是要打倒他！”人们喊着：“倒过来！倒过来！”“春”字被倒过来了。人们又喊：“打叉叉！打叉叉！”刷！刷！刷！三个红色大叉打在张春桥三个字上了。看着这幅标语，人们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它象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喊出了亿万军民的共同心声。
也是在这时候，南京邮电学院学生张夏阳和他的五名战友直奔新火车站。他们要在车站里对旅客进行宣传，在来去的列车外面刷标语，把南京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怒吼声迅速地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南京大学的学生们也曾来这里刷过标语。车站的职工为他们打开了大门，值勤的民警为他们站岗放哨，素不相识的老大娘为他们送来了热茶，商店的职工为他们送来了墨汁，列车员为他们掌握开车时间，旅客们主动帮助他们刷贴标语，后来被命名为“周恩来号”机车司机长的沈维忠，鼓励他们要勇敢战斗……。热情的铁路职工给他们送来了一桶桶烤化了的沥青，说：
“用墨汁写，火车进入上海市区前，要被他们用水冲掉的；用这个写，冲不掉。”就这样，东去的、西行的、北上的一列列火车都刷上了悼念周总理、讨伐“四人帮”的大标语，它们带着南京人民的爱和恨，呼啸着奔向上海、铜陵、兰州，奔向祖国的心脏——北京。
南京的人们注意到，在天安门广场上，立即出现了一条新的标语：“坚决支持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人们深深地感到，首都人民给南京人民的行动以高度的评价，是对南京人民强有力的声援。在那不寻常的日子里，北京——南京，南京——北京，共同的斗争汇成了一股惊天动地的革命怒潮，人们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形式，向着亿万人民的共同敌人——“四人帮”开战了。
南京人民的英勇斗争，吓坏了“四人帮”和他们在江苏的代理人，吓坏了“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
早在一九七六年初，王洪文就亲自布置那个心腹派人到江苏等省，搜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省委“转弯子”的情况，为打倒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作准备。派到江苏的一个记者，三月初到南京以后，就采取各种手段，到处搜集有关江苏省委的情报。三月二十一日，他在汇报信中就诬蔑南京人民议论“四人帮”是“反动政治谣言”，并建议“对反动政治谣言一定要追根溯源，对反动政治谣言制造者一定要严加惩办”。三月下旬，南京街上出现悼念周总理、杨开慧烈士和责问《文汇报》及其黑后台的大标语和小字报，以及送花圈的游行队伍。他更是卖力地上街抄写标语内容，同时布置一些人混在游行队伍里面，搜集革命群众的活动情况。他不断用书信和电话向“四人帮”的心腹汇报，把南京人民指向“四人帮”的标语口号歪曲为指向党中央、指向毛主席，为“四人帮”镇压南京人民提供根据。
南京人民的怒火把“四人帮”烧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为了策划镇压措施，迫切需要了解南京情况。三月三十日，王洪文打电话给在《人民日报》的心腹，恶狠狠地说，“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这个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按：即“四人帮”）的”；“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并且说：“你们记者要掌握南京的情况”，要“反映重要情况”。
三月三十一日，那个记者发回一份报告南京“大标语上街、小字报贴街头”的汇报材料，材料诬蔑南京革命群众说，“这样搞，显然是为反革命政变造舆论。”“四人帮”的心腹立即将它手抄一份，送给王洪文。王洪文阅后立即转给江青。
三月三十一日晚上七时，王洪文打电话给那个心腹，问：
“南京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晚九时，姚文元打电话给那个心腹问南京情况，并要他一得到情况就向张春桥汇报。
晚十时，张春桥打电话问南京情况。
那个心腹遵照“四人帮”的黑旨意，立即打电话给在南京的记者，说：“你们干得不错，中央（按：即“四人帮”）对南京的情况很关心。”他要记者每天用电话汇报，最好每晚九时以前报来，以便及时向“四人帮”报告。
四月一日，题为《南京近日动态》的《情况汇编》清样送上去了。当天下午一时半，姚文元打电话给那个心腹说，“你们向中央领导同志（按：即“四人帮”）反映南京的情况是很好的。”从四月二日到五日，那个心腹根据记者的电话汇报，又陆续给“四人帮”送去了几份《情况汇编》清样。姚文元后来又一再夸奖那个心腹说，“你们反映南京事件的情况是很好的”。
“四人帮”主要根据那个心腹的汇报，命令他们在江苏的代理人把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打成反革命事件，对革命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并以此作为镇压广大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的预演。四月二日，姚文元打电话给那个心腹，诬蔑南京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为“反革命逆流”。他阴险地说，“看来有个司令部。”当天他又一次打电话，谈了南京情况以后，反复说：“你们注意北京！”四月三日，姚文元又打电话问：“南京有什么新的情况？”并且再次说，“要注意北京的情况！”
接着，“四人帮”把他们诬蔑南京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为“反革命”的卑劣伎俩应用于北京，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对革命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更为残酷的法西斯镇压。
“四人帮”的心腹和那个记者，在南京事件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遭到革命群众的唾骂。他们说，这些家伙是“黑心肠、没有心肝的东西！”但是王洪文赞扬说，“记者的意见是对的。”那个心腹也称赞记者
“干得不错”，并且说，“中央首长”对“南京反革命事件作出决断，我们的情况（指《情况汇编》）是重要依据，起了重要作用。”南京事件以后，那个记者又根据“四人帮”的意图，把南京事件和天安门事件联系到一起，写了题为《南京政治事件不是孤立的》的黑报告。“四人帮”的心腹在把这个黑报告发《情况汇编》时，把标题改为《南京北京两地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有何联系？》这个报告认为“这两次政治事件很可能有组织上的联系，有共同的幕后策划人”。此后，那个心腹又连续编发五期《情况汇编》，攻击江苏省委“追查反革命工作缓慢”等，甚至提出改组江苏省委的方案和办法，竭力为“四人帮”扩大镇压江苏革命群众、追查所谓“幕后策划人”出谋划策，制造根据。
但是，他们的罪恶图谋，在革命人民英勇的坚决的斗争下，彻底破产了。
正当“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对革命群众实行疯狂镇压的时候，南京大学出现了一份“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战歌写道：“妖风起处，定有妖精”，“乱党乱军，祸国殃民”，“原名狸精，化名蒋亲”，“有个同伙，妖法更多，名叫蠢翘，最会奸笑”，寥寥数句，把张春桥、江青刻画得入骨三分。作者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伪装老左，实为极右”，揭露他们“谈古论今，蛊惑人心”，“无非想当，封建皇帝”。这首战歌号召人们“揪住尾巴，决不放松”，“学习总理，革命到底！奋不顾身，捍卫真理。”“四人帮”恼羞成怒，命令将《战歌》列为“反革命案件”，作为侦破所谓“南京反革命事件”的突破口。《战歌》作者在那样的白色恐怖下，敢于横眉怒斥“四人帮”，充分显示了“万万千”、“千千万”南京人民群众大无畏的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反“四人帮”的英勇战士李西宁，面对迫害的来临，在日记中写道：“今后的一段时间，是各种考验都会到来的时间。一个革命者，要笑迎暴风雨，为人民利益流点血，受点屈，甚至掉脑袋也无所畏惧。”
四月三日，南京邮电学院学生章勇山、毕春根在院内刷出了“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誓与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血战到底！”等许多大标语。
四月四日，要刷掉校园内的大标语的消息在邮电学院传开，被人们誉为“为真理而呐喊的战士”张夏阳，立即对同志们说：“别的标语刷去罢了，悼念周总理的绝对不能刷去。”他正视“风险”，坚定地说：“如果我们自己写的革命标语也不敢保卫，还谈得上什么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拿着前途和希望的保票再去革命，还对得起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吗？”多么铿锵的语言！他义愤填膺，决心奋起斗争，继续呐喊。他起草了一份《告全院师生书》，表示要“誓死捍卫周总理”。
天安门事件后，追查日紧一日。有人叫张夏阳写出“交代检查”。他在“检查”中写道：“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符合毛主席的教导。”他表示：“老一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幸福生活，我不能白享受，革命的红旗我们后一代一定要勇敢地接过来，传下去！”这当然不是“检查”，这是一份坚持战斗的宣言书！
但是，在“四人帮”的高压下，李西宁、王运德、殷辉、张夏阳、章勇山、徐同新等二十多位同志被逮捕了。
在审讯中，问李西宁：“你写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指的是谁？”他回答：“就是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伙。”“你知道这样做是犯罪吗？”“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我没有罪。”
问殷辉：“谁叫你写大标语？”回答：“是《文汇报》！”“为什么？”“《文汇报》反总理。”“有什么根据？”他立时列举了《文汇报》“三·五”、“三·二五”文章。
在审讯中问徐同新：“你知道你干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到这里来？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回答：“我没干过什么坏事，我没有罪。”“你不知道这是反党、反革命吗？”“那不一定。林彪也篡夺过党的副主席的职务，难道反对他，也是反革命？”“你怀念杨开慧是什么意思？”“你说是什么意思？杨开慧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先烈，为什么不能怀念？”……
这些无畏的战士，在狱中就是这样继续坚持斗争。
南京的工人们、学生们不顾“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的禁令和白色恐怖，仍然一批接着一批到梅园新村、雨花台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向“四人帮”挑战。人们始终坚信：长江的水不会倒流，火山总有一天要爆发，“四人帮”垮台的日子不远了，总有一天，他们要被人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附图片）
南京鼓楼广场前，革命群众张贴大字标语痛斥“四人帮”。
〔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