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大寨要冲破禁区 “反大寨”帽子一律推倒 参加山西省委全体（扩大）会议的同志说，“反大寨”这句话在山西变成了一根棍子，打得大家有些话不敢说，成了使人思想僵化的紧箍咒。王谦同志在会上总结了学大寨的经验教训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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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大寨要冲破禁区 “反大寨”帽子一律推倒
参加山西省委全体（扩大）会议的同志说，“反大寨”这句话在山西变成了一根棍子，打得大家有些话不敢说，成了使人思想僵化的紧箍咒。王谦同志在会上总结了学大寨的经验教训
新华社太原电 参加最近举行的中共山西省委全体（扩大）会议的同志，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教训，讨论了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问题。
到会同志认为，山西省如何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同如何正确对待大寨经验有关。代县县委书记吕茂田说，要迅速发展农业，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几个禁区，其中一个就是要冲破学大寨方面的禁区。他说，前几年把学大寨搞得绝对化了，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精神。不少同志在发言中指出，过去动不动就说人家是反大寨，说什么“反大寨就是走资派”，这些说法是错误的，它成了使人思想僵化的紧箍咒，必须摘掉这种所谓“反大寨”的紧箍咒。
到会同志说，“反大寨”这句话在山西省变成了一根棍子，打得大家有些话不敢说。晋东南地区专员李振华说，近两年来，省委领导同志讲，晋东南有一股“反大寨”的势力，要大张旗鼓地去解决。其实，什么是“反大寨”并没有弄清楚。我们粮食产量上去了说是“反大寨”，我们粮食产量上不去也说是“反大寨”，搞得人们精神上的压力很大。有的同志还谈到，有一些单位把所谓“反大寨”列为清查内容，这就对本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没有牵连的人也进行了清查，使运动出了偏差。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给各级党委、领导干部、先进单位、劳动模范以及社员群众乱扣的所谓“反大寨”的帽子，现在应该一律推倒，给受害者恢复名誉。
参加会议的许多同志畅所欲言，指名道姓，对省委领导同志提出了批评意见。他们说，过去有的领导同志对大寨这个典型有过许多不恰当的提法，在推广大寨经验中普遍存在着“一刀切”、绝对化的现象，因而束缚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近两年来，特别是全国五届人大以来，山西省委在推广大寨经验中，仍然把大寨的根本经验和具体做法混为一谈，要求各地坚定不移地推广大寨的“一整套具体经验”，只准念大寨、昔阳的“一本经”，强调“大寨咋办，全省咋办”，还说不这样做，就是对大寨经验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这样，就在核算单位过渡、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定额计酬办法、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与党中央和新宪法的精神相背离，妨碍了党在农村现阶段各项基本经济政策的落实。
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同志在发言中回顾了昔阳县学大寨运动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历史上贫困落后的昔阳县，十二年来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是，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以后，我们发现有些正确的东西过去也被我们当成资本主义批判了；我们对“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执行得不好，在经营管理上存在着为了追求高产而不计成本、盲目投资的现象，在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上存在着平均主义的现象，在作风上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他表示要接受教训，继续前进。
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总结学大寨的经验教训，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必须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是应该批判的，但是山西省过去在没有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乱批，就批出了问题。比如：“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批判了集体的工业副业和多种经营；“堵资本主义的路”，实际上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当补充部分堵死了；盲目追求人民公社的“大”和“公”，实际上是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搞了“穷过渡”；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实际上批判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强调“七斗八斗”、“不断反右倾”、“大批了还要大批”，实际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些地方把领导班子斗散了，把阶级队伍斗乱了，伤害了干部和群众。这些左的错误做法，妨碍了党的政策的落实，影响了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
参加山西省委全体（扩大）会议的同志认为，要加快农业发展步伐，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那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生产的各项决定，发挥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此，就要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有的同志说，必须纠正极左错误，尊重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切实保护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不准再搞“一平二调”和瞎指挥，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要稳定不变，决不允许搞“穷过渡”。有的同志说，要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他们的健康，使农民有机会得以休养生息，不能再搞那种“早起四点半，一日两送饭，晚上加班干”的不顾群众休息的“苦干”了。有些同志指出，要坚决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一定要立足于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坚决制止那种极左的乱批乱斗现象，过去批错整错的，一定要坚决纠正过来。
在这次会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第二书记罗贵波等同志，分别发表了意见。王谦同志代表省委常委在谈到认真地总结学大寨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时说，在推广大寨经验中出现的问题，责任在省委，由我负主要责任。一九七八年省委一号文件发出的《山西省普及大寨县工作会议纪要》，一九七八年省委二十二号文件批转的晋中地委关于学习推广大寨、昔阳经验中一些问题的讨论纪要，内容有错误，应按照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予以纠正。省委负责同志在有关学大寨的一些讲话中，说过不少错话，欢迎同志们批评。文化大革命以来，乱给干部扣“反大寨”的帽子，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在这方面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他说，各级党委要继续引导干部和群众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坚决执行党的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学习国内外的好经验。省委愿和同志们一道，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学习，改进工作，努力把山西省的农业搞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