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基层干部从极左的紧箍咒中解放出来——东丰县一些干部谈调动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问题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把基层干部从极左的紧箍咒中解放出来
——东丰县一些干部谈调动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问题
要把加速发展农业的任务真正落实到基层，必须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要有办好这件事的积极性。怎样才能使他们有这个积极性呢？参加吉林省东丰县农业劳动模范大会的许多大队、生产队干部说，必须肃清在基层干部问题上的极左的流毒。
“不能这样乱整我们”
参加座谈的基层干部反映，东丰县从一九五七年秋天以来，运动一个接一个，基层干部不得安宁。从一九五七年秋天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完蛋时止，这个县整基层干部有六次。一九五七年东丰是个减产年，没有上级希望的那么多粮食。秋后上面就派来工作组，把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集中起来，反“右倾”、反“瞒产”。当时的增福农业社的党支部书记就因为产量报不上去，被抓起来关了半个月。第二次是一九五八年。那一年刮共产风、搞浮夸，谁不虚报成绩就说谁“右倾”，就拔谁的“白旗”（即撤职）。在一个晚上的全县电话会议上，一次就宣布拔了几十面“白旗”。为基层干部说句公道话的一些国家干部也被拔了“白旗”。第三次是一九六四年的“四清”。当时，对基层干部搞人人过关，有事无事打三竿。五道岗公社中心生产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李长发廉洁奉公，不贪不占，可是硬说那一年队里补贴给他的六十个劳动日是“巧取豪夺”，叫他退出来。第四次是一九六七年所谓上海“一月革命”之后，林彪、“四人帮”横行，全县基层干部大部分成了“走资派”，被夺了权，靠边站，不少人被反复批斗。第五次是一九六九年秋后整党，把好多已经恢复工作的基层干部当成“走资派”又整了下来。那丹伯公社那丹伯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庆林说，他那时是生产队长，他们那个生产队是全公社粮食产量最高的生产队之一，每个劳动日值一元四角。但是那一年，哪个队增产整哪个队，他被加了六条罪名，被开除了党籍。第六次是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在吉林省的那个代理人大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令东丰县的大批基层干部停职“爬坡”，非自觉地爬到“民主派”、“走资派”的高度不行。那丹伯大队党支部书记爬不上去，被停了职，全大队的八个生产队长也受到株连，有六个生产队长被撤了职。全县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因为爬不上坡而被撤职的就有三百四十七人。
参加座谈的基层干部说，每次整基层干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右”。这样带来的后果，一是把队伍整乱了。实事求是、肯动脑筋、敢干的干部被整下去了，或者被整得灰心了，不敢干了；而那些会吹的，会拍的，会跳的，会说假话的人，被提拔重用了。二是把思想搞乱了。因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右”，失去了是非标准，在干部头脑中形成了一种“左”比右“好”、假比真“好”、虚比实“好”的概念。于是，说假话、说大话、搞形式主义成风。因此，东丰县粮食产量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增长十分缓慢，只是一九七八年才开始抬头。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东丰县委改组后，为过去被逼死的基层干部平反昭雪，并安排好他们家属的生活；还把二百三十九名受群众欢迎的老干部请了回来，基层干部对这种做法十分满意。他们认为，今后一定要肃清极左的流毒，纠正过去那些错误的做法，改进领导作风。第一，对基层干部的估计要对头，要看本质，看主流，要坚信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第二，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关心、爱护、团结、教育，不能随便整人。以后那些随便整人的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三，对人的处理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要调查在先，结论在后；不能一阵风来就大轰大嗡，先按倒再说，而后又来平反。第四，实践是鉴定干部的唯一标准，要看工作是不是搞得好，看多数群众是不是拥护，不能抓住一点错误就打。第五，依靠的人要对头，决不能让平时不干工作的整了好好干工作的。
“要把我们的手脚解开”
在座谈中，基层干部还谈到，这些年基层干部光有照办的义务，没有自主的权利。
猴石公社富民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奎说，前些年，你想自己安排生产，不行。从种什么、种多少、什么时候种到怎么种，甚至作物品种、株距、行距等，都得听从上级安排。一九七六年秋天，上级只要翻地进度，却不管你秋收搞完没有。结果，这个大队扔了不少粮食在地里。永合公社党委书记说，永合公社保安大队第二生产队一九七七年根据人、畜的需要，多种了点谷子，谷苗都长到一寸高了，上级知道了，认为这不符合“玉米当家”的要求，硬叫毁了三十几亩谷苗改种成了玉米，结果改种的玉米错过了节气，没收成，全扔了。第二年，缺谷草，使牲口掉膘。小四平公社小四平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徐维新说，他们在一九六八年种了一千五百棵苹果树，到一九七一年结果了。可是，上级有人硬说他们不是以粮为纲、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批了干部一顿，还非叫拔了不行。亏得一伙贫下中农团结起来顶住了。现在这片果树更大了，去年一年收了二十一万斤苹果，价值占全队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不少基层干部谈到，搞瞎指挥的人，有的愿望是好的，是为了多打粮；有的则完全是搞形式主义。东丰镇公社忠厚大队党支部书记彭金民说，忠厚大队第六生产队的土地因为在道边，被上级看中了，非叫修梯田不可。可是，那些地不需要修梯田，当时冰冻三尺，也不能修。但是，上级硬是让修，还调来外队劳动力支援。结果，地被整得坑坑洼洼的，把生土全翻了上来。兄弟队贴了劳动力有意见，那片地也弄了个大减产。
在座谈中，不少基层干部反映，这些年束缚基层干部手脚的“绳子”实在太多了。外地经验要强制推行，谁不照办就挨整。他们认为，强制的办法解放不了基层干部的思想，而是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推广先进经验，应该以理服人，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吸引大家。
对基层干部也要实行按劳分配
对基层干部要实行按劳分配。他们在地里劳动算“劳”，做其他组织工作和脑力劳动算不算“劳”呢？
他们谈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东丰县的基层干部都有一定的补贴工分，叫“辛苦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这种“辛苦分”被说成是对农民的“剥削”，受到批判，取消了。以后，虽然恢复了补贴，但是基层干部组织生产和为集体付出的脑力劳动，仍然不算劳动，不能直接记工分参加分配。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要求基层干部多参加集体的体力劳动，这是对的。但是，把基层干部进行的组织工作和脑力劳动划在按劳分配之外，则是不对的。一九七八年东丰县各公社试行了一些办法，许多基层干部比较满意。如：仁合公社实行了定额计酬。一般壮劳力一天能挣十二三分，生产队干部开会误工，一天只计十分。根据这中间的差额，这一年给生产队的主要干部补四十到六十个劳动日。此外，为了鼓励生产队干部多动脑筋进行创造性劳动，还实行了超产有奖的办法，即产量每超过计划一吨，奖励生产队正副队长工分十分。另外还规定，连任五年并获得五年增产的生产队，给正副队长每年奖励工分三十分；连任五年中四年增产的，每年奖励二十五分；连任五年中三年增产的，每年奖励二十分；连任五年中二年增产的，每年奖励十五分。连任三年中二年增产的，每年也奖励十五分。对管理搞得好、降低了生产成本的生产队的干部，也实行奖励。生产大队干部除了应有的补贴工分外，生产搞得好的，也有相应的奖励。同时，生产搞得不好的，要适当扣工分，给予物质惩罚。基层干部们认为，这些办法使基层干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得到了应有的报酬，能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没有使干部的收入大大超过社员，比较合理。
新华社记者 苏午辰 冯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