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正成了人民的朋友——记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叛军司令拉鲁·才旺多吉的自述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我真正成了人民的朋友
——记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叛军司令拉鲁·才旺多吉的自述
“在西藏民主改革二十周年的时候，回顾一下我所走过的道路，是十分有益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叛军司令拉鲁·才旺多吉这样对记者开始了他的自述。他说：“民主改革，不仅使百万农奴获得了翻身解放，做了西藏的主人，使西藏走上了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大道，也使我们这些罪恶深重的领主获得了新生，改造成了人民的真正朋友。这一点，我是经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之后才认识到的。”
拉鲁是西藏四大农奴主之一，拥有二十多个大、小庄园，十多个牧场和数千名奴隶。在上层集团中，他是主张依靠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分裂祖国，搞“西藏独立”，深得达赖等人赏识的重要官员之一。
他说：“西藏和平解放后，我同其他上层人士一样，迫于大势所趋，接受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但我们想的是如何维护三大领主的利益，而共产党想的却是百万农奴和整个西藏民族的利益，斗争的焦点是进行不进行民主改革。尽管共产党苦口婆心地对我们进行教育，耐心等待我们的觉悟。为了消除我们对民主改革的恐惧心理，党和政府还特地安排我到上海，专门访问了荣毅仁先生。可是我们背信弃义，在一九五九年发动了武装叛乱，走上了叛国的罪恶道路，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讲到这里，拉鲁显得心情有些沉重。他沉默了一会说：“我被捕后以为共产党要处决我，态度很顽固，拒不交待罪行。尽管如此，党还是非常耐心地向我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给我指出重新做人的光明道路。但我还是怀疑。这年藏历六月的一天，看守所通知我参加群众斗争大会。我被押进会场一看，上万怒不可遏的群众抡起拳头，高呼打倒我的口号，向我涌来。我想今天即使不被处决，也会被群众打死。不料，斗争会开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我始终在解放军的保护下，连一拳也没挨着。这时，我才真正相信党的政策，确确实实是在挽救我。我想，难道群众仅仅是对我个人有私仇吗？不是，这是广大农奴反对三大领主，是对整个封建农奴制度的强烈仇恨。自此以后，我在党和人民的感召下，彻底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一九六五年八月，我获得了宽大释放。
“一踏上相隔七年的拉萨街头，我看到的尽是喜气洋洋的群众，昔日的‘乞丐街’已经不见了。这说明民主改革以后百万农奴确实生活得很幸福。乃东县克松公社，原是大农奴主索康·旺清格莱的庄园。我们到那里参观时，群众控诉了农奴主对他们的残酷压榨。我亲眼看到社员丰衣足食，家家还有不少余粮，即使连遭三年灾荒，也不愁没吃的。克松的变化，对我触动很大。我深深感到，西藏的社会要前进，民族要繁荣，人民要幸福，就非民主改革不可，这是西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发动武装叛乱，反对民主改革，是不得人心的，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
“一九七七年秋，我到山南地区参观，受到教育更大。汽车一出拉萨，第一件事使我惊讶的是，过去‘驿马传书’的羊肠小道，变成了一条平坦宽阔的公路。原来西藏已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县和百分之七十五的区都通了汽车。这在地域辽阔的西藏高原，是多么了不起！真是我们统治旧西藏时所不敢想象的。
“山南，解放前号称是西藏的‘粮仓’。我当过西藏地方政府的粮食总管，清楚这个‘粮仓’的底细。那时，这里的粮食产量很低，每年收获的粮食大部分被领主们夺走，剩在农奴手中的粮食很少了，不可能吃饱肚子。想不到这个虚假的‘粮仓’，已经变成了真正的西藏‘粮仓’。粮食总产比民主改革前增长了两倍，每年除留足社员口粮、种子粮、储备粮外，还有几千万斤余粮卖给国家。地是过去的地，人是过去的人，为什么产量差这么大呢？这说明民主改革把百万农奴被压抑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起来了。
“在山南参观后，我们又乘汽车前往林芝参观。林芝，是我在二十多年前到过的地方。那时这里是一个荆棘丛生、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山沟。如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一座有毛纺、电力、印刷等一百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新兴工业城市。在林芝毛纺厂，当我看到一捆捆羊毛变成一条条毛毯以及毛线、呢制品时，我不禁想到：羊毛，本是西藏丰富的资源，可是过去我们就不知用来造福于人民，而是大批廉价卖给外国，中饱自己私囊。如今在党的领导下，这个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各种羊毛制品不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需要，还畅销国内外。
“一路上所见所闻，我的感想真说不完。回顾西藏的历史，有哪一代统治阶级能把西藏建设得这么繁荣昌盛，我们这一代旧西藏的统治者，更是没有做到。这充分说明，西藏民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统一于社会主义祖国之中，才会有今天这样的光明前途。我深信，今后随着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西藏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我越看越觉得西藏是多么可爱，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是多么幸福。”
谈到这里，拉鲁心情十分激动。他感慨地说：“我对祖国、对人民犯了罪，但在释放后，人民并不因此唾弃我、歧视我。相反，每当我表示愿意改造的时候，他们欢迎我，支持我，使我深受鼓舞。在旧社会，我是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寄生虫生活，不但不关心奴隶，反而动不动就训斥鞭打，甚至使用惨无人道的刑罚。如今，这些翻身农奴对我不计前仇，主动关心我，热情帮助我，使我学会了种地。
“一九六八年，我因公受了点伤，在家休养。那时正值秋收大忙，我地里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居委会领导同志登门来安慰我，说：‘你因公受伤，受到了大家的表扬。好好安心养伤，地里的庄稼，我们已组织人帮你收割了。’我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在旧西藏，不知有多少奴隶为我受伤、患病，甚至有的为我丧了命，但我从未关心过。今天我负了一点小伤，群众表扬我，领导关怀我，主动帮助我解决困难，真是胜似亲人哪！
“一九七六年六月间，我在地里干活时不慎丢失了一块手表。我想我是个被改造的农奴主，这事不要张扬出去。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事隔一个半月，公安派出所突然通知我，说找到了我的表。原来，这表是一位社员的孩子拾到的，他立即交给了派出所，派出所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我这个失主。我为孩子拾金不昧的高尚品德所感动，这就是新西藏的一代新人啊！
“党和人民不但对我不歧视，对我的子女也是该工作的分配工作，该表扬的就表扬，不因父亲有问题而受歧视。现在我的五个儿子，除小儿子因残废在家外，其他都有了工作。大儿子在拉萨汽车大修厂，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四儿子几次被评为模范生产者，经常受到表扬。一九七七年八月，我和我的妻子都到政协工作，我担任政协宣传与翻译组副组长，不久我又被选为自治区第三届政协委员。现在，我除了搞好本职工作外，还积极参加西藏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我要在我的晚年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最后，拉鲁说：“我现在生活过得很好，只是十分想念流亡国外的同事们、亲友们和其他藏族同胞们。我们藏族有句老话：‘鸟老思林，人老念乡’，我相信他们是不甘于长期过那种寄人篱下、靠人施舍的可怜生活，希望达赖喇嘛他们能以祖国利益为重，西藏民族利益为重，早日回归祖国，同我们一起参加祖国和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
新华社记者群 桑 蒋顺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