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使寸寸折 不作绕指柔——高崇民同志光辉的一生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可使寸寸折 不作绕指柔
——高崇民同志光辉的一生
李延禄 栗又文 孙汉超
高崇民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含恨逝世，于今已有七年多了。我们简直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可使寸寸折，不作绕指柔”的硬汉子，这样一个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人，是怎样含冤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更加激起我们对万恶的林彪、“四人帮”的满腔仇恨，对永远离开我们的崇民同志的无尽怀念！
崇民同志是辽宁省开原县人，一九一一年秘密加入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开始从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一九一四年，他公费留学日本。他在讲述这段经历时曾说，“那时我出一弱国（中国），经一亡国（朝鲜），入一强国（日本）”，强烈的对照，切身的感受，更激发了他奋发图强，“整理旧山河”的爱国主义思想。
从那时起，他就立志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奋斗，不作个人的所谓“功名富贵”之想。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称帝，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留日的中国学生群情激愤，决定推举代表回国，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卖国行为，崇民同志就是被推举的代表之一。一九一九年，他从日本回国，先后在新闻界、教育界、工商界任职，本着为国为民的宗旨，积极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一九二三年，日本续租旅顺口、大连湾事件发生，奉天省长亲日派王永江通令各机关学校，不准发表反对意见。崇民同志对这一丧权辱国的事件极为愤慨，以个人名义写了文章，公开散发，义正词严地反对日本续租旅大。为此，崇民同志被王永江驱逐出奉天省境。以后，他在哈尔滨市教育界做事。他对旧官场争权夺利、贪污腐化等现象极度不满，仍然经常发表反对言论。为此，市政当局以“高崇民掩护过共产党人，他也可能是共产党员”的罪名把他关押起来；最后，以“借端滋事”的莫须有罪名，将崇民同志押解回籍。
五年之内，崇民同志遭到两次押解出境，人生道路就是这样坎坷不平。但是，他为国家为民族的初衷毫无动摇，他的宁折不弯的性格，磨练得更强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而撤到关内，东北人民沦为亡国奴。崇民同志毅然辞去张学良的秘书职务，全力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平津学生赴南京请愿，崇民同志是东北各界代表请愿队伍的指挥。在戒备森严、机枪林立的中央军校礼堂前，崇民同志站在大队的最前列，在蒋介石面前慷慨陈词：“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做的努力，自问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一卒，不作明确抗日表态，一味依赖国联，使敌人得寸进尺，侵略无有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这番义正词严、激切沉痛的斥责，使蒋介石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崇民同志入关以后，到处奔走呼号，积极组织东北抗日救亡团体。开始，他和阎宝航、卢广绩等人在北平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策应东北抗日义勇军，后被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下令解散。一九三三年，他们又秘密组织了“复东会”，继续宣传抗日。“复东会”很快成为关内东北人从事救亡活动的中坚力量，第二年又被国民党取消。西安事变之后，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他参与了组织东北救亡总会，先后在济南、太原、郑州、武汉、西安、成都、重庆设立了分会。这些分会，除了由于日寇侵占而无法存在的以外，都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间被蒋介石查封。
一九三五年，日寇侵占热河后又进攻华北，蒋介石仍抱不抵抗主义，继续“剿共”。在汉口的一次座谈会上，特务头子贺衷寒叫嚣：“我们应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个人不能有所主张，我们服从领袖应象迷信神一样，否则怎么算拥护领袖呢？主张抗日简直是狗屁！”崇民同志忍无可忍，立即反驳：“我拥护领袖是为了抗日，我们的口号是拥护‘中央’收复东北，因为他有抗日的力量……”未等崇民说完，贺衷寒质问说：“那么领袖无力量，你就不拥护吗？”崇民说：“那是当然的，否则我怎么不拥护当街的警察呢？领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只有活混蛋才迷信神！”贺衷寒气得说不出话来，崇民同志愤然退出会场。国民党以“辱骂领袖”的罪名，下令通缉他。于是，崇民同志潜往上海。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当着戴笠的面说：“东北青年到延安去的，并不都是抱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去的，很多人是抱着抗日的决心去的。任何省的人不主张联共抗日可以听便，惟独东北人不能不主张联共抗日！”
崇民同志一面针锋相对地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同时写了不少宣传抗日的文章，并且创办、出版反映东北人民爱国心声的救亡刊物。一九三三年，他写了《三民主义的真谛》和《东北魂》两本小册子。一九三六年他在党的领导下，秘密主办出版了《活路》刊物，指出东北人民只有抗日才有活路，号召东北军和西北军团结联共抗日。这个刊物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散发后，影响很大，蒋介石特务发现了，又一次下令通缉高崇民。由于张学良的保护，崇民同志免遭逮捕。
一九四一年春，崇民同志为了营救挚友杜重远，被特务头子戴笠骗至重庆软禁起来。次年，设在重庆的“东总”被查封，崇民同志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持抗日救亡活动。他一面秘密筹备、组织东北民主政治协会，一面在自己的宅门上挂了《反攻》半月刊社的牌子，坚持出版救亡刊物。经费发生困难，他曾变卖了爱人的首饰来竭力维持。为了联系印刷事宜和开展抗日民主运动，他经常横渡嘉陵江或长江，爬山涉水，一日往返三、四十里，不以为苦。特务对他进行监视、盯梢，他写信向戴笠提出抗议，信中轻蔑地说：
“余一寒士，流亡无依，有何可畏，防之若敌？”戴笠作贼心虚，矢口否认。崇民同志曾写了一首题为《咏秋》的五言绝句，抒写在恶劣环境下的战斗情怀：
满目青山在，烽烟渡碧流。
阴寒酷于冷，人立大江头。
崇民同志虽然在青年时代就立志富国强民，但是，只有当他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真正找到了正确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由于不懂阶级分析的道理，只能盲目地进行政治活动，自一九三五年接触到共产党和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书籍，方悔恨自己过去是瞎子摸黑。”
一九三五年五、六月，经杜重远同志介绍，崇民同志认识了我党地下党员宋介农同志，开始研读马列主义，初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中国革命应该走的道路。一个长时期在黑夜里摸索走路的人，突然见到了东方的曙光，他欣喜若狂，精神振奋，毅然将国民党党证焚毁，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同年十一月，他受北平地下党之托，去西安说服张学良不要追随蒋介石打内战。他对张学良直言不讳地说：“你不要用旧眼光看红军，须知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是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的，所以百姓欢迎。红军到任何地方，都和老百姓成一家人，如鱼得水。因此，按道理是不应该‘剿’的，按力量也是‘剿’不了的，因为你不能把老百姓消灭净尽。蒋介石用尽全力‘剿共’八年，也未如愿，今红军北上抗日，却让东北军来西北‘围剿’，这是阴谋。因为两败俱伤是蒋的愿望，伤哪一边也是蒋的胜利。你是保存东北军实力，收复东北老家呢，还是随蒋内战同归于尽？”崇民同志的这一番话，深得张学良的赞同。后来张又要他去杨虎城处，以沟通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的关系。崇民同志遂来往于张、杨之间，消除误会，解决矛盾，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崇民同志是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参议机构
“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参与起草了八项主张，通电全国。张学良把蒋介石扣起来后，说：“要起个名称表明我们今天的举动。”崇民同志向他讲了古代鬻拳兵谏的故事，张听后非常满意，决定以后在文字上对于扣蒋一事即称兵谏。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崇民同志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在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的领导下，利用他自己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影响，作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叶剑英同志曾经说：“崇民同志对西安事变是有功的啊！”
在重庆期间，崇民同志经常出入于新华日报社和曾家岩五十号，有事就向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请示。有一段时间，《反攻》半月刊停了，董必武同志把他找去，拿出敌后出版的油印刊物，说：“在那样的环境下尚能克服困难，《反攻》刊物一定要继续出版才好。”在党的领导下，崇民同志继续努力，《反攻》半月刊很快又出版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崇民同志得知毛泽东同志来重庆举行国共谈判的消息后，情不自禁地拍手称赞：“来得好，来得好极了。”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他精神焕发地到机场参加了欢迎行列，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为此他兴奋得好几夜没睡好觉。在此期间，他也常常为毛泽东同志的安全担心，直到谈判结束，毛泽东同志平安地返回延安，他才如释重负地说：“这回可放心了。”
崇民同志经党的周密安排，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间化装离开重庆。蒋介石发现他逃走之后，又发了第三次通缉令。
崇民同志很早就为我党的情报工作服务。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崇民同志此时途经北平，他和杜超杰通过上层关系，搞到了蒋介石部署向全国各解放区进攻的阴谋计划，这对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挫败敌人的某些进攻起了积极作用。崇民同志进入东北解放区后，仍然积极进行对敌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他派胡圣一打入沈阳市敌伪警察分局任局长，掩护沈阳市地下党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下开展对敌斗争。还通过王化一为我党搜集了一些军事、政治情报，对国民党的军队进行策反工作，直接配合了解放东北的斗争。
崇民同志在东北先后担任安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和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当时，有些群众由于受反动宣传的影响，错误地认为是国民党打败日本、救了中国。崇民同志积极写文章、作讲演，以他亲身的所见所闻，无情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行径，以及蒋管区的种种黑暗现状。由于他的地位和经历，他讲的话很容易为东北的一般群众所接受。他那时还兼任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审理案件时，严肃认真，办事公正，决不徇私。他曾给哈尔滨市司法部门的负责人写过这样一封信：“哈埠有我的亲戚故旧，难免有人假借我的名义或口气唬事，倘遇此种人，不论男妇，你们不但不应为他们所唬，而且要严格处治。因为我们是革命者，事无大小，均不能离开政治原则。”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他有一个侄子曾当过伪保长，作恶多端，民愤极大，崇民同志毫不犹豫地在判其死刑的判决书上签了字。当时很多人对崇民同志这种不徇私情、秉公执法的高尚品质，极为钦佩。
一九五四年，崇民同志调中央工作。他经常到各地进行视察访问，先后去过四川、新疆、福建、广东、西藏、甘肃、宁夏以及东北各地，将他视察所见，在报刊上发表了十余万字的文章，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了热情洋溢的歌颂。一九六五年八月，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中央决定派政府代表团赴藏祝贺，当时崇民同志已是七十四岁的高龄，欣然欲往。中央领导同志劝他不要去，经他再三请求，最后还是被批准了。后来周恩来总理说：“崇民同志七十四岁进西藏是开了先例，我们应学习他这种精神！”
崇民同志长期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做工作，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满腔热情地鼓励知识分子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不断进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他深入高等学校进行调查研究，对加强知识分子的政治和业务领导，不断提出积极建议甚至直率的批评。一九五四年他写信给林枫同志，提出了党在团结老教师方面存在的问题。现在看来，他的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
对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大业，崇民同志也是抱着殷切的期望，并为之奋斗不懈的。他经常通过对台广播，给在台湾的故人写信，希望他们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促使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为国家的统一事业作出贡献。
这样一位襟怀坦白、刚直不阿、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革命老人，终于遭到了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的毒手！他们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炮制了一个所谓“东北反革命集团”的假案。崇民同志和吕正操等同志，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于一九四六年联名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这一革命行动，竟被林彪、“四人帮”荒谬地作为迫害崇民同志的主要罪状。他们给许多东北老干部扣上“反对林彪”的帽子，并且株连了成百上千的东北军地下党、东北救亡总会的干部，以及在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学学习过的学生。他们捕风捉影，颠倒黑白，大肆诬陷，但假的终归是假的。“东北反革命集团”假案破产之后，他们又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歪曲历史，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没有查出”的手法，继续进行诬陷和迫害。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崇民同志没有接到上天安门的邀请，预感到自己有被陷害的可能，就把爱人、子女找到身边，严肃地说：“你们要有精神准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你们要记住这样三条：第一，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你们可以放心；第二，我这一生最敬佩两个人，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们的信仰我是不会变的，我希望你们也和我一样；第三，我个人什么时候死都行，怎么死都行，死在哪里都行，但决不自杀。”崇民同志这番落地有声的话，表明他面对着林彪、“四人帮”砍来的屠刀，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决心要和他们作一场生死的斗争！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高崇民同志是东北人的榜样。”这是对崇民同志的高度评价。今天，崇民同志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新长征的道路上，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