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我热爱中国》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战地

介绍《我热爱中国》
辛笛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正是美国尼克松总统来北京的那一星期，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在瑞士小村庄埃辛斯那所凌乱的旧农舍中停止了呼吸。他用毕生的感情，在临终时喊出一句话：“我热爱中国！……”
当我在新华书店书架上，发现洛伊斯·惠勒·斯诺写的这本书时，恍如旧友重逢一般，我立刻买回家中，一口气把它看完。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尊严的死——当中国人到来的时候》，是斯诺夫人叙述斯诺和癌症作斗争的最后一些日子的情景和我国派去医疗小组为他治疗的经过的一本书。一九七八年十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中译本，译者是董乐山，书名用斯诺临终的遗言：《我热爱中国》，书首有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医生两人的小序。
这本小书的跋尾，洛伊斯·惠勒写了这么一段话作为结束：“现在，当我单独走到我们花园中去，抬头看太阳、月亮或者黄昏的星星时，我不再象以前那样害怕我自己会死了——因为埃德（斯诺）经历了他的死亡——但是我意识到更有必要，在我还活着的时候马上行动起来，尽我能力来改变那使得所有的人的生命中的潜在价值受到破坏的孤寂状态和自私自利。这种感觉不是新的，但是由于中国人来到的时候我们的经历，这种感觉有了新的意义。如果把这个人的经历说出来对别人有所影响，就象事情本身对我们发生了影响一样，那么回忆一下这个经过是值得的。”这段文字很朴素，充满了积极的意义，何况这一意义是斯诺夫人从我国医疗小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精神所深深感受到的，这就不能不使我沉湎到四十一年前的回忆中去。
那是一九三八年一个阴冷的冬天，我还在英国爱丁堡读书。从芦沟桥“七·七”事变开始，我们远在海外的侨胞和学生，由于强烈的爱国心所驱使，对祖国前线战况非常关切，在读书和工作之余，总是四出奔走，呼号募捐，但对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也还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之每到夜深人静时，总要拨弄起无线电的开关，试图找到祖国的声音，一心盼望着听到台儿庄战斗以后的捷报，可是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叫大家失望，他们提出的什么
“抗日必胜、建国必成”的口号变得越来越渺茫。每一个人心上是多么烦闷、焦急和苦楚啊！这和今天我们的国家在中越边境被迫自卫还击，仅仅用了十六天的时间，就狠狠地教训了“东方的古巴”，因而我们感到作为中国人民的自豪感，那是天差地别的了。
就在那样灰黯的日子里，一天傍晚，我路过一家左翼书店，橱窗中陈列的书不多，一下子看到了那本《红星照耀着中国》（即后来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又译作《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我立即全身感觉到一种振奋。我怀抱着它回到寓所，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整整两天，足未出户，就好象被一块磁铁吸住了一样，边看边思索，一口气把斯诺写的这本书读完，其情景正和今天一模一样。在斯诺的笔下，我开始看到了地平线上新中国的曙光，初次了解到敌后广大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对毛主席和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如周总理、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同志的丰功伟绩，作了朝圣般的巡礼。我的心陡然象一扇窗户明亮了起来，开始燃烧起新中国的希望就在延安的灼热信念。红色中国的诞生这一伟大信息也正是通过斯诺这一本书，越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震撼了全世界千千万万的读者。稍后，在一九三九年，我还看到了香港复社印行的《西行漫记》和宁谟·韦尔斯（即斯诺当年的夫人海伦·福斯特又称佩格的笔名）写的《续西行漫记》作为姊妹篇的中译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本书正由于它们所热情歌颂的素材，横遭林彪、“四人帮”的禁止，竟不能再版发行，甚至被篡改删削得面目全非，令人十分难过。
在当前中美两国人民欢庆正式建交的日子里，我读到了洛伊斯·惠勒·斯诺写的《我热爱中国》，深为庆幸地仿佛又和斯诺本人碰头了。他热爱中国始终不渝，最初纵然受到过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他的工作和旅行的权利一度被剥夺和限制了，甚至连《纽约时报》的主笔詹姆斯·赖斯顿也在该报第一版上把斯诺的名字列在“一批成份复杂的共产党人和自由主义分子”之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到他在病重中收到周恩来总理的一封慰问信时所感到的激动和愉快。洛伊斯·惠勒写道：“他说了一句在他来说是不平常的话，说明他对受到这样关心是何等意想不到。‘接到周总理这样的信的美国人，想必只有我一个！’”
我国派去日内瓦为斯诺治病的医疗小组负责人，是中国马海德（原名乔治·哈特姆）医生，是他和斯诺两人一道结伴初次进入陕北的。所以，洛伊斯·惠勒在斯诺去世后来华，见到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表示感谢时，邓大姐说：“在你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派医生去是很自然的事，毕竟，在我们最需要医生的时候，埃德
（斯诺）为我们带来过一个。”这句答话说得是何等好啊，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永远是重视和珍惜国际友人的友谊的，凡是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民就永远不会忘记他。
本来，在斯诺的病日见沉重的时候，他的一家都在焦灼不安、束手无策中过日子。洛伊斯·惠勒写道：“在生死诀别的威胁下，我们紧紧抓住平时习以为常的瞬间片刻；它好象划过我们生活中的夜空的流星一样，留下了一种奇怪的真实感觉——在死亡前面，时间不是过的太慢，就是过的太快。”何况，在他们那个资本主义社会里，“死是很花钱的。”但是，在我国医疗小组到了斯诺家中之后，他们全家顿时生活在温暖和友谊当中，紧张气氛就变得相对平静和安宁了。毛主席、周总理派去的这个医疗小组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友谊使者。洛伊斯·惠勒还写着：“他们不仅能够使他（斯诺）解除了身体上最严重的痛苦，而且为他带来了安宁，死亡时的尊严，这不仅使他，也使我，使我们两个孩子，使我们的亲戚朋友比较能够忍受死亡的痛苦。他们以后还感染了遇到他们的每一个人。”
的确，在我们国家中，象具有这样献身精神的医务工作者是很多的，值得我们衷心歌颂他们。但是，每一想起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困难和缺点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从这本小书汲取信心和勇气，特别是要学会如何做到我们还没有真正做到的事情。（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