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吗？
黄伟宗
关于写“中间人物”的问题，是文艺领域内从理论到实践都被搞得很混乱的一个问题。一九六四年，《文艺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的编辑部文章，随后，全国许多报刊也发表了文章，对邵荃麟等同志关于写中间人物的一些看法进行了批判。林彪、
“四人帮”为了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文艺路线，更把写“中间人物”的主张，打成文艺“黑论”。一九六六年初，江青伙同林彪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将“写中间人物论”列为所谓文艺“黑八论”之一。这个“论”，果真是“黑”的吗？
“中间人物”是不是反人民的概念？
有人说，“邵荃麟等同志所创造的‘中间人物’这个概念，不但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反人民的概念”。这种看法究竟对不对？
邵荃麟同志和其他主张写“中间人物”的同志认为，“中间人物”是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农民群众中介乎好人与坏人之间的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之间的人，先进人物和落后人物之间的人，是身上有“旧的东西”——“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是“身为劳动群众却存有缺点的落后人物”，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这些说法，尽管文字上有所差别，但意思是一致而明确的，那就是：从矛盾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正面与反面、先进与落后）上说，从思想品质（好与坏）上说，都是处于中间状态，尽管有的思想落后，也还不是坏人，不是反面的人物，在政治上、阶级地位上都是属于人民这个范畴。这不是将敌我界限、阶级界限划得很清楚吗？哪有半点“混乱”呢？毛泽东同志指出：“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这一头是无产阶级，那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中间派归根结底是好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邵荃麟等同志关于中间人物的概念，不是同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基本一致吗？
毛泽东同志还说过：“我看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为什么邵荃麟同志说“两头小中间大”就是“反人民”，就有“反动性和荒谬性”呢？其实，通常对左、中、右的划分和“两头小中间大”的说法，是相对而言的，是对斗争发展一定阶段的状态而言的。生活中到处都有中间状态的人物，但没有固定不变的人物。“两头小中间大”的情况到处有，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矛盾斗争的发展，中间状态的人物会有种种不同的变化。“两头小中间大”的说法是符合一定的生活实际的，完全不是对人民群众的“诬蔑”，而是在充分肯定其本质主流的基础上，对运动和思想发展一定阶段的正确估计。因此，“中间人物”根本不是什么“反人民的概念”，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
既然中间状态的人物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作为反映生活的文艺，毫无疑问是应当写的。在正确反映生活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下，写什么人物形象都可以；问题不在于写什么人物，而在于站在什么立场上去写，为什么而写。所以，反对写中间人物是不对的。当然，如果因为大量存在中间人物，就要一古脑儿地大量写中间人物，也是不对的。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邵荃麟等同志提出关于写中间人物的看法，与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是基本一致的。写中间人物不仅不是错误，而且是有必要的。
“写中间人物”是排斥写英雄人物吗？
邵荃麟同志提出写中间人物，是否就是“同革命英雄人物争地盘”，就是“排挤英雄人物”，就是“反对创造新英雄人物的完美形象”，就是“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最主要、最中心的任务——创造英雄人物的任务相抗衡”？是否就是“按照这种‘中间人物’的精神面貌，来改造我们文艺的精神面貌，改造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就是“排斥社会主义文艺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用”？一句话，是否就是排斥写英雄人物？不是。邵荃麟同志说得很明确：“在各种各样的人物中，还是要写英雄人物，但英雄人物也不只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只写他（指英雄人物）完美无缺，也就成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了”，“写英雄是树立典范，不写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小说的现实主义就不够。”很明显，邵荃麟同志不是反对写英雄人物，而是反对将写英雄人物作为文艺的唯一任务，反对只写什么“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邵荃麟同志是在肯定要塑造英雄人物的同时，提出要写中间人物的。
从塑造英雄人物来说，写中间人物不仅不是排斥写英雄人物，而是更有助于塑造英雄人物。英雄人物都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任何矛盾斗争都有矛盾的各个方面。不写矛盾的对立面及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就不能写出矛盾斗争，也就不能写出英雄人物。中间人物就是矛盾的一个方面，不写这个方面也就不能写好英雄人物。如果《红旗谱》不写严志和的形象，朱老忠的形象能那样动人吗？如果《创业史》不写梁三老汉，梁生宝的形象能那样栩栩如生吗？《李双双小传》不写喜旺，能写好李双双吗？认为写中间人物“作为光明的陪衬则可，作为创作的首要任务则不可”也是不对的。英雄人物与中间人物的关系，不是什么突出与陪衬的关系，而是矛盾诸方面的关系。写中间人物有助于写英雄人物，但不是为写英雄人物而写中间人物，而是为了正确地深刻地反映矛盾斗争而写中间人物。
邵荃麟同志是从开拓更宽广的创作路子、提倡人物的多样化来提出写中间人物问题的。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就说明，在生活的基础上，在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前提下，我们的文艺不只是要塑造英雄人物，还应当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中间人物和反面人物。
有一种说法，认为提倡人物多样化，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保证英雄人物的描写居于优先的、主导的地位；并且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新文艺区别于资产阶级旧文艺的最主要、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取消了这个特色，就是取消了社会主义新文艺本身。这种说法是破绽百出的。歌颂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显著特色，但不是最主要的特色，更不是唯一的特色，也不是人物多样化的前提。社会主义文艺最主要、最根本的特色是体现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改造世界。这才是塑造人物、人物多样化的根本前提。塑造英雄人物是较直接地体现这根本特色的一种手段，塑造其他人物也是能体现这根本特色的。因为写中间人物或反面人物，都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去褒贬，这也就是体现无产阶级思想的手段，同样能达到体现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效果，同样标志着同旧文艺的区别。我们应当鼓励和提倡塑造英雄人物，但因此而排斥写中间人物和反面人物，贬低和否定写这些人物的作用则是不对的，这实际上等于取消和否定体现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各种方式和途径，这才真正是“取消社会主义新文艺本身”的错误。从反映生活和体现某种理想来说，各种人物有各种人物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中，作家是依据对生活的观察和体现主题思想的需要，而去写人物的。搞创作不是排队排号，不存在什么人物“优先”的问题。在英雄人物与中间人物的矛盾关系中，英雄人物是主导方面。但矛盾的主导方面，并不是非得“优先”地作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不可。例如被诬蔑为“中间人物论”“标本”的短篇小说《赖大嫂》，立柱妈是次要人物，赖大嫂是主要人物；而立柱妈是英雄人物，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是推动赖大嫂前进的；矛盾虽未完全解决，但赖大嫂毕竟前进了一步。这不是既写了中间人物又写了英雄人物，体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威力吗？所以，认为写中间人物就是按照中间人物的面貌来改造文艺、“改造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显然是错误的；认为只有通过英雄人物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看法，显然是片面的；认为创造英雄人物是人物多样化的前提，要保证“优先的、主导的地位”的说法，也显然是不正确的。而将写英雄人物同写中间人物对立起来的说法，则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产物。
“写中间人物”就是歌颂“小人物”吗？
有的批评文章曾经正确地指出邵荃麟同志在解释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时的不妥之处。因为邵荃麟同志说这封信只是“批评作者对主人公与整个环境的关系没有写好，没有写出典型环境，把群众写成是消极的。至于主人公耐丽，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半自觉的。”这种解释与恩格斯这封信的原意是有出入的，因而有片面性。恩格斯不仅谈了典型环境问题，也谈了典型人物问题。但不能说邵荃麟同志因此就是“歪曲”、“反对”恩格斯。恩格斯在信中有一段话：“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这段话是要求塑造工人阶级反抗的典型人物，包括半自觉和自觉的两种人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间（半自觉）人物和先进（自觉）人物。但是，批评者将这段话说成仅仅是要“表现工人阶级的先进人物”，不也是一种片面性吗？恩格斯还批评过所谓“真正社会主义者”的作家们“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而一味“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这是从歌颂什么人的角度来说的，而不是从能不能写什么人物来说的。不应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不等于不能写小人物。毛泽东同志要求文艺歌颂人民，歌颂工农兵，暴露资产阶级，也不是说文艺只能写英雄人物，不能写其他人物；要作家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找英雄人物，也要作家到生活中去观察分析各个阶级，各种人物，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邵荃麟同志在肯定塑造英雄人物的同时，提出要写“中间人物”，是符合恩格斯和毛泽东同志的论述精神的，不应当因为他对某一点论述欠周，就给他戴上“反对”、“歪曲”的帽子，更不应当为了给人戴帽子就将不同的命题混淆起来，将歌颂什么人等同于写什么人。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写中间人物“是几百年来资产阶级作家们早已写烂了的，是文学史上的陈词滥调”，从而认为邵荃麟同志提出写中间人物，写“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写中间人物思想改造的“苦难历程”，就同过去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那样，是以“全部兴趣和同情”去歌颂“小人物”。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它是离开了时代和阶级内容去看文艺现象。的确，过去的文艺写小人物的很多，但怎么能因此就不许今天的文艺写中间人物呢？过去的文艺也写英雄人物、反面人物，难道因此今天就不能写这类人物吗？为什么偏偏看不到今天的中间人物同过去的“小人物”的不同呢？今天写中间人物有不同的立场。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去写，去欣赏他们在动摇中的痛苦，去歌颂和支持他们的倒退和徘徊，当然是错误的。但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去写，去正确地描写他们以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去描写他们摆脱“几千年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去描写他们改造小生产者意识的过程，不是很有教育意义么？这怎能说是歌颂“小人物”呢？这是歌颂无产阶级的思想，是歌颂社会主义，也就是暴露资产阶级思想，是批判资本主义。
当初，批判邵荃麟等同志时，曾把赞成写中间人物的同志划分为两种人：一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一是灵魂深处仍然保持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王国的人。当时，被点名的作家、作品和刊物，不胜枚举，从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到各地的一些作家和业余作者，从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的机关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到地方分会办的文艺刊物，从长篇小说到短篇小说，从大连小说会议到《文艺报》的编辑部会议，都点到或提到了。难道他（它）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保持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或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吗？一九六四年关于要不要“写中间人物”的争论，它的真正分歧究竟在哪里，实质又是什么？仔细分析一下，充其量不过是一方要以塑造英雄人物为文艺的“最主要、最中心的任务”、反对写中间人物；一方是要“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英雄人物、中间人物、反面人物。这种争论虽然是一场不小的是非之争，但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属于学术性问题。但是，林彪、“四人帮”却把所谓“写中间人物论”当作一条棍子，疯狂摧残作品，残酷迫害作家，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这是善良的人们初料所不及的。
从批判邵荃麟等同志和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中，我认为我们有一个沉痛的教训需要认真记取，那就是：不能忽视极“左”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