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访桃源记事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春访桃源记事
大地铺翠叠锦，万木欣欣向荣。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湖南省桃源县人民迎来了一个前程似锦的春天。
去年全县农业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九亿八千多万斤，比一九七七年增加二成多，平均亩产九百多斤，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林、牧、副、渔生产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些成果的取得，与县委思想作风的转变是分不开的。
按客观规律办事
县委的同志谈到这样的事：劳动模范李光庆种的“麦、稻、稻”一年三熟制试验田获得高产以后，前几年，县委没有过细地分析实现高产需要具备什么条件，便在全县盲目推广三熟制，一下子就要求种二十万亩。群众不同意，说，有些地方搞三熟，是“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但县委有的同志听不进去，认为李劳模能办到的事，别人也应该办得到。他们的理由是：“三个矮子总比两个长子高”。
客观情况到底怎样呢？后来，县委的同志们迈开双脚，到实际中去作调查。他们发现，采用那种耕作制度，要看劳力、肥料、科学技术水平来决定，不能“一刀切”。从大面积来看，由于劳力不足，肥料缺少，稻田种麦，产量很低；早稻缺肥，亩产也不过四五百斤；晚稻季节相应推迟，加上“寒露”风的影响，亩产只有一二百斤，有的地方甚至失收。好年景三季合计，也不过八百斤左右。而种双季稻，冬天可种一季绿肥，早稻亩产六百斤是有把握的，晚稻亩产三四百斤也不成问题，两季可以过千斤。从此县委破除了“三个矮子总比两个长子高”的看法，根据客观条件，合理地确定耕作制度，安排各项作物的布局，把水田种麦由二十万亩压缩到五万亩，适当扩大双季稻种植面积。
就是种双季稻，也要因地制宜。过去在那些冷浸田（泥脚深，泥温低），硬性推广双季稻，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三阳公社永红大队张家湾生产队，有一部分冷浸田，不适宜种双季稻。一九七七年，社员们瞒着上级，播了十多亩中稻，生长良好。上级发现以后，批评他们种一季稻是“复辟”、“倒退”，召开五百多人的现场会整风，当场命令队长把禾犁掉，改插双季稻。社员们被迫犁了一线禾，应付了事，继续种下去。结果这丘田亩产稻谷达到九百多斤，比上一年种双季稻还增产许多，其他中稻田也获得丰收。
县委从这类事例中接受经验教训，从去年起，注意克服形而上学的观点，按客观规律办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以推广晚稻良种为例：从外地大面积试种来看，杂交稻是个优良品种。可是，前两年在桃源试种，效果并不显著，普遍发生黄矮病，有的地方减产。县委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从外地引进的一个名叫“余晚六号”种子，经过几年试种，增产性能好，很适合本县大面积推广。去年，他们采纳了农业现代化研究所专家们的建议，决定把原计划种六十万亩杂交稻压缩到种二十万亩，“余晚六号”种植面积由几万亩扩大到五十万亩，仅这一项就增产五千万斤以上。县委的同志说：“按客观规律办事，事半功倍，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事与愿违，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这话说得一点不算过分。
不图形式讲究实效
要加快农业的发展，决不能干那种只图形式上壮观，不讲经济效果的蠢事。这是桃源同志们的一条深刻体会。去年以来，他们想问题，办事情，力求辩证一点，反复比较，趋利避害，力争获得更大的经济效果。
“有了水库不要塘”，这是群众批评一些领导同志缺乏全盘考虑，搞形式主义，不注意经济效果的一句话。一九七○年以来，桃源县大干农田基本建设，修建了许多水库、河坝工程。这些工程蓄水多，灌溉面积大，对改变干旱面貌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有些同志两只眼睛光盯在这些大型工程上，以为小塘小坝无足轻重了，硬把它们填掉种粮食。结果大旱一来，处处要水，远水救不了近火，下游受旱减产。事实教育了大家：废塘种粮，得不偿失。去年，他们着手把废塘恢复了。
桃源县的同志们说，讲究实效，首要的一点是要尊重客观实际，不能看风转，跟风跑。这个县资源丰富，生产门路广阔。但县委过去不是因地制宜抓生产，而是上面怎么说，他们就照令怎么做。比如，全县有五十多万亩油茶林，增产潜力很大。群众说：“油茶增产没巧，只要垦复就好。”茶山一经垦复，“当年见效，二年增产，三年丰收。”县委过去对这些“露水财”视而不见，每年秋冬季节，根据上面的意见，集中几万甚至十来万劳动力垦山造林，而没有同时安排一定劳力垦复油茶林，有的甚至盲目追求集中连片，把一些零星小片油茶树毁掉，重新栽别的树种，造成茶油产量急剧下降。一九七二年，全县产茶油五万来担，到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只产二、三万担，相当于解放初期的水平。前年冬天，县委通过调查研究，看到了油茶生产的巨大潜力，下决心发动群众垦复。去年，全县茶油产量迅速恢复到四万二千担。
心里时时想着群众
这些年来，桃源县委有个深切的体会，就是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心里时刻想着群众。县委的同志说，讲究经济规律，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必须和群众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千万不能讲大话，搞高指标，欺骗上级，坑害群众。你不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怎么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呢？
这个体会要从粮食问题谈起。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两年，桃源县由于受“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和遭受自然灾害，粮食连续两年减产。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不能正确对待，认为桃源是个先进县，报增产，脸上有光，报减产，影响不好。在这种思想引导下，他们连续两年谎报了产量九千多万斤。其恶果是：一九七六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五年减产三千多万斤，而征购粮增加二百多万斤。这样就购了过头粮，迫使有的地方挖集体贮备粮交“三超”，降低社员口粮水平，造成部分群众生活困难，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错误和挫折使县委领导人脑子清醒起来，认识到吹牛皮也是一种罪过。从此以后，他们干事、想问题，不仅看到国家需要的一面，而且看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一面。去年丰收后，经过反复核实，比一九七七年增产一亿七千多万斤，而征购粮只增加一千八百多万斤，使社员平均口粮比上一年增加百斤左右。
他们在现金分配上也采取相应措施，使有些地方出现了平均每人纯收入一百二十元以上的大队，二百元以上的生产队。去年全县平均每人纯收入达到八十九元八角。
过去忽视群众利益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把抓钱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全县上下狠批了极左路线，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开展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提倡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去年全县副业收入比一九七七年增加了一倍。县委书记刘行悌同志说，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安排一定数量的劳力搞副业，增加收入，这是关心群众物质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民富裕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
本报记者 刘见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