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教师们的心聚拢到党的教育事业上来——记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党委书记文烈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把教师们的心聚拢到党的教育事业上来
——记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党委书记文烈
“教师们是可亲可敬的。”这是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党委书记文烈同志常说的一句话。在多年的实践中，文烈同志深深感到教师工作的繁重和辛苦，教师职责的崇高和光荣。
“文烈同志对教师是有感情的。”这是河北区广大教师对文烈同志的一句赞语。教师们从自己的领导人身上，深深体会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温暖，在教学工作中更加奋发努力了。
文烈在天津市河北区担任了多年的教育领导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一度“靠边站”，粉碎“四人帮”后，担任了教育局的党委书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摧残，全区的学校已经是花落枝残，教师们的心散了，意冷了，百废待兴。文烈和党委的同志们商量：一定要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唤起教师们的革命热情，把人们的心重新聚拢到党的教育事业上来。
为了落实党的政策，文烈同志跑遍了全区受到严重摧残破坏的中小学校，和学校的领导同志一起审阅教师们的档案材料，一起讨论案例，为受迫害的教师写出了一份份公正的结论。
文烈和局党委的同志对广大教师充分信任。为了给教师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他敢于坚持党的政策原则。二十四中有位教师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前几年也说要为他落实政策，但落而不实，摘掉了反革命帽子，留下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粉碎“四人帮”后，大家都觉得这个尾巴应该去掉，但是，由于事关重大，人们不敢明确提出这个意见。文烈来到二十四中，知道这个情况后，亲自同这位教师谈话，找有关人员分析案情，弄清了这位教师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背景。文化大革命中，这位教师发现学生作业上有个病句，就按惯例打了个×，而这个×正巧落在领袖的名字上边，于是就把他打成了反革命。事情非常清楚，打×是教师的工作习惯，不能构成一种罪行。文烈和学校领导研究决定：给这位教师彻底平反。结论上报了，但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还不解放，上级领导机关没有批准，要他们“再研究研究，要慎重”。文烈和党委其他同志交换意见后，明确表示：这位教师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是多年来一贯表现较好，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上积极努力。文化大革命中，他还曾经挺身而出制止武斗。这些都说明，他对党、对党的领袖是有感情的。局党委将原来的结论再次上报，并作了说明。上级机关派人到学校作了调查，批准了不留尾巴的决定。此事宣布后，教师们说：“老文真敢替我们说公道话。”
文烈相信知识分子，是因为他理解知识分子。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一位老教师常借吟咏陆游的诗句，排遣胸中的郁闷。她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解放后，入了党，成了学校的领导干部，为党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她却遭到了严重迫害。后来虽然宣布“解放”了，她却仍然继续受歧视。她实在想不通，加上有病，就长期在家休养。但是，她又怎能安闲得了呢？一天，文烈到这位老教师家去看她，她倾诉了自己的心里话。文烈深情地说：“咱们都是教育战线的老同志了，出来工作吧，党给了咱们工作的权利，我们再为党好好工作几十年吧。”话虽简单，却很知心。这位老教师在家里再也呆不下去了。现在，她已经担任了副校长。象骏马踏上征途，她又以全身的气力奔腾向前了。
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简玉环、宋玉珍、曹禾年、杨润经……这些老教师都是在文烈同志的亲自动员下，重返教学第一线的。
河北区教育系统落实政策的工作进展很快。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的教师已有百分之九十七得到了平反昭雪。但是，要医治人们的内伤，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工作却依然很艰巨。
林彪、“四人帮”强加在三十中一些老教师身上的种种罪名去掉以后，他们的积极性很高。老教师们除做好本职工作以外，还主动为青年教师补习文化知识。可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有的同志对老教师的看法一时难以完全改变。有的人甚至恫吓接受老教师辅导的青年教师说：“你要小心中毒，跟这些人接近，你还想不想入党！”
就这样，这个中学刚刚兴起的大干快上的势头又冷落下来了。
文烈听到这些情况以后，非常重视。他不平地说：“老教师可能有缺点，但是，他们对党的教育事业是忠心耿耿的，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我看问题是有的同志思想不通。”文烈亲自来到一位教师家里，和她谈心，鼓励她说：“凡是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不管遇到多大阻力，都得坚持。”
局党委经过调查研究，调整加强了三十中的领导班子。现在，学校党支部正在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调动每个教师的积极性，带领大家团结起来向前看，共同把学校办好。
真诚的支持拨开了三十中老教师们眼前的云雾。他们说：“在这样的同志领导下工作，累死也心甘情愿，受多大委曲也要好好为党工作。”
作为大城市一个区的教育局党委书记，领导着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单位，工作是繁重的。文烈同志却能够体贴入微地关心教师们，那怕是生活小事，只要他知道了，总是想尽办法帮助解决。
有位年过半百的老教师，长期和爱人分居两地，从未向组织上谈过自己的困难。文烈知道了，就主动找她了解情况，派人和有关部门联系，把她的爱人调到天津工作。
一位双目近于失明的老校长，生活上发生了困难。粉碎“四人帮”前，他曾几次拄着拐杖摸到区教育局人事部门，请求帮助，得到的只是敷衍和冷遇。文烈听说后，不仅很快帮助老校长解决了困难，还对人事科的新任科长说：“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人事部门成了交易所，严重脱离了群众。咱们一定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真心实意地为教职工着想，为他们服务。
教师们一谈起这类事情，总是滔滔不绝。有一件事情至今还在激动着教师们的心。有一对夫妻，原都是河北区的教师。在文化大革命中，女的因为是“右派”，再加上写检查材料时错写了一个字，被迫害死了。抛下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才九个月。眼看在天津生活不下去了，男的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回海南岛老家。后来，这位老师患了不治之症。在他弥留之际，他的孩子给母亲生前所在的学校写了一封信，诉说他们的不幸。文烈读了这封信，感到揪心的疼痛，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他立即要有关部门给两个孩子寄一笔生活费，并派人到海南岛把两个孩子接回天津。
文烈同志常说：“自己是教育行政领导机关的负责人，要是对自己所带的队伍缺乏感情，怎么可能把队伍带好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决心更加紧密地同教师打成一片，团结广大教师，为发展党的教育事业，为实现四化，共同奋斗。
本报记者 李元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