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作制度改革的主流应当肯定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耕作制度改革的主流应当肯定
北京农业大学 刘巽浩 王在德
解放后，随着水利肥料品种等条件的改善，我国多数农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耕作制度改革。在这种大范围改革的过程中，的确出现了不少问题。再加上领导方法上的一刀切、瞎指挥，又使得某些地方用地与养地、作物与生态环境等矛盾尖锐起来。不少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要求和办法；有的则主张一律改回去，或者学习美国一年一作的耕作制度。我们根据多年来在各地的调查和试验，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
先看南方。解放后南方水田种植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是间作稻改连作稻、单季稻改双季稻或稻麦两熟，七十年代以来，一部分土地还正在改两熟为三熟。不久前我们到南方六省一市（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浙江、江苏、上海）作了一些调查。这六省一市共有水田约二亿亩，双季稻占一半，稻麦两熟约三分之一，三熟制约占七分之一。据了解，除桂北、湘西部分地区外，湖南、广西、浙江、上海等地目前以双季稻为主的耕作制度基本上是适宜的，争论也少。一般双季稻比单季稻亩产多四百斤，上海的双季稻比单季稻多六百斤。
争论较多的是成都平原和苏南地区。成都平原全年积温达五千度，并不少。但秋凉早，晚稻易遇低温而形成大量瘪粒，加上水肥劳力不足，近八年平均亩产只有二百十七斤。相反中稻与麦类在这里是稳产高产作物，还能缓和水肥、劳力、季节的矛盾。前几年，四川省压缩近四百万亩双季稻，主攻中稻，并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在以后发展双季稻，同时大量发展小麦、玉米、甘薯和洋芋的间套复种，提高复种指数。这种趋利避害、因地种植的作法，已为两年来的丰收证明是正确的。
苏南、上海一带的情况与四川不大相同。这里晚稻的安全齐穗期比成都多半个月，水肥机械和城市工业等基础也较好，当前发展三熟制是有条件的。但是，有些县社三熟制面积过大，引起季节、活茬与水肥的过分紧张，多数人主张要作局部调整，使稻麦两熟和双季稻与三熟制适当搭配，以求得全面均衡增产。最近《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了苏南和上海松江县三熟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文章的取材和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例如，在记者写的《三三见九不如二五得十》一文中，说松江县一九七八年稻麦两熟亩产一千六百斤，而三熟一般只是一千四百斤，因而得出三熟不如两熟的结论。据了解，松江县去年实际产量是，稻麦两熟是一千五百六十九斤，稻稻麦三熟为一千九百五十四斤，情况与该文报道的相反。
再看北方。华北平原解放后主要是一熟改两熟，同时大量发展了套种。据我们在华北平原的调查，目前以小麦玉米为主的两熟制已在平原地区占百分之五十左右，而小麦套种玉米又占两熟面积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左右。再向北，在辽宁、冀北、晋北、陕北、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也在水浇地上发展了一部分小麦间套种玉米。这一套种方式，由于适应性广，简单易行，抗灾稳产，争取了季节，提高了光能利用潜力，所以在生产中不推自广。近来，一位热心的外国朋友提出套种是花花样，并不增产，这个意见是值得讨论的。其实不少外国朋友对中国的间套复种评价很高。例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布劳格博士就认为我国的间套复种是“世界上最惊人的变革之一”。
至于目前北方争论较大的“三种三收”制，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现的一种还不完全成熟的两熟制的一种变形。在精耕细作条件下，它积累干物质和光能利用的潜力可能较高，但作物竞争更为激烈，要求水肥品种技术等也较高。在中下等水平地区不宜于大面积推广（两粮一豆除外）。对它要强调因地制宜，不要一刀切，也不要一风吹。
综上所述，解放以来我国耕作制度的改革尽管存在着不少问题，但主流是健康的。当前要基本稳定，对局部地区存在的问题或偏向要作适当调整。据农业部门的统计，解放后二十八年来，全国水稻增产数中有百分之四十九是靠单产增加，而百分之四十三是从复种获得的。对这一成就必须予以充分的估价。在耕作制度的讨论中，要分清局部与整体，主流与支流，那些是少数人的瞎指挥，那些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多年实践中的创造。
二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展，很多同志关心我国耕作制度的发展趋向是什么？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耕作制度，决定于社会经济、自然条件和农业特点。与美国不同，我们每个人耕地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经济有效可开发利用的荒地也不多。每人拥有粮食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根据我国人多地少粮缺这一特点，如何充分提高现有土地利用率是一个重要问题。粗略估算，我国耕地的三分之二和现有播种面积的四分之三的地方都可进行不同形式的一年两作。这就决定了我们要靠精耕细作吃饭，走一年多熟的路。
有人会反驳说，日本也是人多地少粮缺，大部分地区适于两作，他们为什么不搞多熟制？其实，日本历来是搞间套复种的，五十年代时复种指数超过了我们。只是在六十年代以后，政策改变，把大量农村人口输往工业，粮食除百分之三十七自给外，全部依靠进口。我国人口众多，如果百分之六十的粮食要靠进口，那怎么行？
从当今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看，以间套复种为中心的多熟种植已逐步引起重视。七十年代以来，设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用百分之三十的力量从事于多熟制的研究，认为这是解决东南亚、南亚一带人多地少粮缺问题的重要途径。近一二十年来，连人少地多的美国也在玉米带积极发展两熟制，东欧西欧则大量发展复种饲料作物。有的学者认为：“带有间套的复种可以获得最大的收获量。”
再从作物的生育和产量规律来看。在低热量低水肥低单产条件下，往往是三熟不如两熟，或两熟不如一熟。但是，随着水肥的改善和单产的提高，群体密度与叶面积指数也随之增加。通常在亩产六百斤到八百斤时，最大叶面积指数可达四到六以上。这时叶子相互遮阴，争光、病害、倒伏等一系列矛盾也就尖锐化。据我们所知，除了在特殊条件下（如高原）以外，大面积一季单产稳定在千斤以上是相当费劲的。因此，尽管今后单产还会提高，但只靠一季的增产潜力毕竟有限。相反，在无霜期长，光热水肥条件较好的地方，走一年两熟或三熟的路，产量就会大大提高。当前我国粮食亩产过吨的大队无例外的都是通过多熟制上去的。一九七八年，劳动模范陈永康创造了稻稻麦三熟试验田亩产达三千零五十三斤的纪录。这些都为耕作制度的发展指示了方向。
有人说，间套复种虽可增产，但不便于机械化，所以是没有前途的，应予淘汰。早在一九六○年，我们就听到过这个论点。但事实恰恰相反，在近二十年来，间套复种继续获得了大发展。
我们认为，根据我国人多地少这个特点，除人少地多的东北、西北一些地区外，大部农区农业现代化的途径将不同于美国和苏联。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似宜首先着眼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先改变每人只有六百斤粮食的落后局面，同时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对于目的在于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多熟种植，显然应予以更大的重视。照我们看，在中国完全实现全盘机械化，恐怕不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的事，在相当长期内许多地区将是土洋结合，人畜机并用。等到真正实现全盘机械化那一天，恐怕间套复种的机械问题也早已获得解决，因为从工艺上讲，这并不是很难的事。当然，从当前看，为了充分发挥现有机械的作用，农艺与农机应相互适应，一些过于繁杂的间套复种方式应予筛选或淘汰，使之适应于机械操作，并力求规格化定型化，而适于机械作业的平播复种则应有相当的发展。
总之，随着水肥土机械品种等条件的发展，以间套复种为中心的多熟种植是要坚持的，是有前途的。它是发展我国农业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当然，这决不是说，一年内种植次数越多越好，种植的方式越烦杂越好。战略上的部署与战术上的安排是两码事。当前，在条件不足的地方，多熟种植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一些只适于手工操作而增产又不大的间混方式该淘汰的就要淘汰。要强调因地种植，用地养地结合，以达到全面持续增产稳产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