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夫争朝夕——记我国桥梁和力学专家、上海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老夫争朝夕
——记我国桥梁和力学专家、上海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
本报记者 东生 刘军
在新的长征路上，六十六岁的老校长李国豪，有自己的一张时间表。
“我准备再干它十年，”他说，紧接着又强调地补充一句：“有活力的十年。”
说罢，老人沉默了。房间里一阵静寂，只有那通红的炉火发出咝咝的声音。老教授目光深沉，情绪激动，他的心仿佛象炉火一样在燃烧，在呐喊：
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活力，人生具有多少活力！
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一伙，耽误了多少人的十年，扼杀了多少人的活力啊！
李国豪永远不能忘记，一九六八年的国庆之夜。那天黄昏，他站在一间小屋的窗前，透过黑暗——
遥 望 北 京
李国豪尽管被隔离审查，但他始终感到，普天之下，党最亲，祖国最可爱！老教授回顾自己的一生，不胜感慨。他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中农家庭，十六岁那年，他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攻读土木工程。毕业后，他怀着“为国争光”的抱负，靠奖学金到德国留学。在德国，他的博士论文和其他十几篇论文，锋芒初露，引人注目。他在桥梁工程方面的一些理论，至今还常被国内外所引用。一九四六年，他抱着“科学救国”的幻想回到祖国。冷酷的现实很快使他的幻想破灭了。他奔走呼号，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学生运动。上海解放前夕，在隆隆的炮声中，李国豪以同济大学工学院院长名义下令：图书、仪器、设备要“严加看管，一件也不能丢失”！他带领全部爱国教师留下来，准备为新中国培养人才。解放了，李国豪精神焕发，各方面都成果累累。一九五六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他把大学副校长的工作、教学、科研任务一肩挑，并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受到国内外的重视。一九五七年，他在国际上首次提出《斜交异性板的弯曲理论及其对于斜桥的应用》，为分析斜交构造异性特征的斜桥奠定了理论基础，被日本学者称为李氏理论加以引用。他在桥梁、力学理论研究方面有创造，在桥梁建造方面也有贡献，成了我国一位著名的“桥梁权威”。此时此刻，他虽被隔离，却仍在扪心自问：“你为人民作了多少好事呢？”回答是：“我做得太少、太少了！”
回忆的浪头，把李国豪推到了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那天，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了，几十万群众拥到桥上，欢呼跳跃。突然，大桥左右晃动起来。这是何等的惊心动魄呀！当然，可怕的事并没有发生。但大桥为什么会晃动呢？是不是大桥的稳定性有问题？铁道部请大桥技术委员会顾问李国豪研究解决。一九五八年，他担任了南京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为加强大桥的稳定性，设计时有意加宽桁梁，多用了三、四千吨钢材。一晃，十年过去了。今天，听到高音喇叭传来南京长江大桥通车的喜讯，他的心飞向南京长江大桥，仿佛看到节日的焰火在飞舞，时代的列车在奔腾。他要欢呼，却发不出声音；他要奔跑，却迈不开脚步；他要说话，却没有人听；他要写字，却没有纸笔……因为他被隔离了。他痛苦，也内疚。时光流去了十年，而武汉长江大桥晃动的原因还没有找到，党和国家交下的任务，我国桥梁建设中急待解决的课题，我还没有解决啊！
夜深了，老专家还在屋里来回踱步。小小的房间象个铁笼，他活象一头狮子被锁在里边。俗话说，“人过半百正当年”。李国豪正处在这个为人民多作贡献的“黄金时代”，可他有劲无处使。眼睁睁地看着时间在浪费，他心疼，焦躁。他躺在铺上闭目深思：怎么办？这样下去怎么办？乐得休息，养养身体，混日子么？不行。我要工作！我要工作！前些年，因忙于工程抗爆研究等紧急任务，他没有时间专攻大桥晃动问题，就算是“情有可原”吧！那么，现在呢？无事一身轻，有时间了。啊，时间，时间，这不正是一切工作条件中最宝贵、最重要的条件么？有了时间就有一切！在这里，虽然别的条件没有，但有的是时间嘛！这样一想，老教授豁然开朗。他睁开眼睛，含笑望着黑洞洞的天花板，似乎在向黑暗挑战。他想，人要不虚度一生，就要为社会进步多作贡献，不能考虑个人的得失。不为人民工作，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一个大胆的计划在老专家心里成熟起来。最后，他决心冲破“四人帮”的封锁，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徒 手 攻 关
“战场”很小，不到十个平方米。可在李国豪看来，眼前就是那万水千山。只是他的耳边不是枪声，而是武汉长江大桥上几十万人的欢呼和桥下边冲击桥墩的浪吼；横在他面前的，不是天险腊子口，而是一个天大的问号：大桥为什么会左右晃动？
他孤军作战，只有一个人。可是，那无数的脑细胞不就是他指挥的千军万马么？他开动“机器”，边走边想。忽然，一个个数字在闪光，催他赶紧记下来！可纸呢，纸在那里？没有。桌上只有一本编好页码的“检查交代”记录本。用它来写？不行。要暴露“秘密”，要挨批，要无谓地消耗“兵力”。开始，他把桌面当纸，在上边画呀写呀。不久，他要求订的报纸送来了。他望着报纸，心里突然一亮：纸有了！这报纸的边角和一寸半宽的中缝是多好的纸呀！报纸的日期还是天然的页码呢。老教授真是喜出望外。但他很快又苦恼起来：没有资料。连最常用的一些公式，都要用中学学过的基本公式从头演算。幸亏他的基本功扎实，记忆力惊人。但毕竟太费时间了。他又化几天功夫，计算了一个个三角公式和积分公式，自制了一本常用的数学用表，这就节省了时间，加快了进度。
秋去冬来，李国豪在艰苦地攀登。手冻僵了，脚冻麻了，老专家搓搓手，跳一跳，继续计算。每算一遍，就把数据记在报纸内页上，用完一张就叠起来，使人看不出他的秘密。他如此专心于科研，简直忘了身在何处，有人开门走进来，他竟没有听见。身后一声吆喝把他吓了一跳：“你在搞什么名堂？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写交代，嗯？”老教授用结实的双手紧紧按住桌上的一堆报纸，象母亲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心爱的孩子。是的，那报纸上写下的七百多个数学方程式，就是他的“孩子”，他的心血，他的生命！谁也不能抢走，谁也都抢不走！他豁出去了，他要拚老命了！等平静以后，这位保持着农民的朴实的老专家，喃喃自语地说：
“我对党忠诚老实，把一生都交给党了。武汉大桥晃动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有责任要研究啊！”
第二天，高音喇叭里发出了尖叫：“李国豪对抗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叫吧，叫吧，老教授听而不闻，埋头计算。秘密已经公开，干脆就明来明去。很快地，报纸不够用，连手纸也用上了。他的精神感染了许多人。一位好心的看守，偷偷地帮他买了几个笔记本。群众的同情使他感到，他并不孤单。一个人为人民而工作，人民就成了他的后盾，那他就永远不会孤独！一九六九年四月，李国豪完成了桁梁桥的扭转理论。然后，他按照这个理论进行计算，确定武汉大桥的稳定性没有问题！
“雪山”过了，又是“草地”。扭转理论还要由科学实验来检验。学校里有实验室，可闻名全国的专家李国豪却“没有资格”进去。现在，他的任务是扫地。每次路经实验室，只能低头而过。好在隔离撤销了。他利用“靠边劳动”的一点点自由，继续攻关。为制作桥梁模型，他忍受了多少屈辱和困苦啊！有一次，在扫地休息时间，老专家拿出做模型的材料来加工。又有人大声呵斥：“你还要顽固坚持闭门搞科研？”对此，他只好苦笑。每个星期天，他都要东奔西跑，在旧货店为做模型“淘”旧料。好不容易找到一种比较理想的材料——赛璐珞计算尺面板，他一下子买了二百片。经过无数次失败，苦斗了四个月，一架精巧的桁梁桥模型制成功了！为了做好试验，他妻子的发夹、孩子的乒乓球网架、缝纫机的梭心，凡是家里能用的东西全用上了。一九七一年六月，李国豪完成了桁梁桥模型扭转试验，试验结果和理论分析相符，他心里乐开了花！
过了“草地”，还怕什么呢！老教授的胆子越来越大。在一次“学习会”上，有人要老教师们汇报自己的情况，实际上是收集材料整人。可李国豪不怕，公开“亮相”：“我正在利用劳动的业余时间，在家里搞科研，解决大桥晃动问题。”哎呀，这还了得！大会批，小会斗，不亦乐乎。老专家虽然不畏惧，但心情实在太痛苦了。回到家里，他望着桥梁模型发呆：世界上科研已进入各个学科协同作战的时代，可我们还停留在十九世纪“个体经营”状态，差距越来越大，怎么得了啊！毛主席、周总理早就号召，要搞社会主义建设，使我国富强起来，不再受人欺侮。可现在，你斗我，我斗你，国家被一帮坏蛋搞成这个样子，痛心呀，痛心！落后要挨打。时间多宝贵！忧国忧民的老教授再也不能忍受了！一九七三年一月，他毅然决然地给国务院科教组投去一信说：“我今年虽然六十岁了，但是精神、身体都还好，唯一的愿望是把我今后有限的岁月用到刀口上，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桥梁建设事业贡献所知，竭尽所能……”。信，落到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手里，被当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被说成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翘起了尾巴”，“企图反攻倒算”。因此，又掀起了一阵喧哗。
“你叫你的，我搞我的！”李国豪在家里越发加紧干，因为现在到了运用经过验证的扭转理论去探索大桥晃动原因的最后阶段，正如万米长跑到了向终点冲刺的时刻。为了进行振动的计算，光用手算不行了。学校里有手摇计算机，但他无权借用。他依靠全家省吃俭用，硬是挤出了一百四十多元，买了一台旧式手摇计算机。每天晚上，他摇呀，摇呀，从严寒摇到酷暑；每个假日，他更是从早摇到晚。为求得一个数字的结果，他往往要演算一个星期。计算错了，心情一烦躁，立刻停止工作，做起针线活来。人们看了老教授缝补的衣服、袜子，无不称赞他的手艺“比巧媳妇还要高明”。这一针一线，既休息了脑子，又磨练了意志。
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五年的风风雨雨，李国豪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攻关胜利了！一九七三年底，他写出一部专著《桁梁扭转理论——桁梁桥的扭转、稳定和振动》，为我国和世界桥梁理论填补了一项空白。根据他的理论，武汉大桥的晃动，是由于几十万拥挤的人群使桥梁产生一种水平挠曲扭转振动而引起，正如坐人的船会左右摇晃一样。这对大桥的稳定性毫无影响。以后造桥不必加宽桁梁、多费钢材。他的理论分析同当时武汉大桥的晃动实测结果完全一致。一九七四年，李国豪在全国钢桥振动科研协作会议上，报告了他的研究成果。一位总工程师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徘徊了十七年，现在这个谜终于解开了！”
在“四人帮”猖獗时，李国豪曾把一首古老的德国民歌写在笔记本上，时常轻声唱着：“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逝往，过了严冬腊月，又是明媚春光……”
徒手攻关的胜利，是李国豪的春天么？不是。他鄙弃个人的名利，始终把自己同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四害”横行，人民遭殃。他经常在想：我们国家往何处去？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他才看到——
春 天 来 了
在那个难忘的国庆之夜，李国豪曾经想，徒手攻关恐怕是自己晚年最后一项科研任务了，因此要豁出命干，否则对不起党，死不瞑目！他确信，共产主义的理想必定要实现，倒行逆施的“四人帮”总有一天要完蛋的。可哪一天呢？孩子们会看得见，他不一定等得到了。谁知这一天竟来得这么快！那天，李国豪正航行在长江上。听说“四人帮”垮台了，老教授伫立在船头，透过雨幕，望着一列火车穿过武汉长江大桥呼啸而去，望着千百杆红旗在桥上迎风招展，望着那壮丽的青山、那滔滔的江水，他思潮翻腾，他心花怒放！春天终于来了。
春天在他身上激发了无穷的活力，使他变得年轻了；同时，也使他感到年老了，要赶紧培养中、青年，使他们快快成长，一刻也不能拖延！你看，天刚亮，老专家就在敲他助手的房门：“笃！笃！笃！”这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他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校长的第三天。助手披上衣服来开门，吃惊地说：“好早啊，李老师！”李国豪说：“宣布我当校长，估计今后没有多少时间搞科研了。今天半夜起来，把前一段研究的材料整理了一下，你拿去看看，也许有用。”又是一个早晨，助手来敲李校长的家门。他在一座桥门架的空间计算上遇到“拦路虎”，向李老师求教来了。李国豪琢磨了一上午，最后在纸上写满了公式，提出了修改意见。中午，他兴冲冲地给助手送去。傍晚，李国豪从学校开会回来，又直奔助手的家，和他一起研究、计算。等到得出了正确的结果，已是晚上八点多了。助手忽然问道：“你晚饭吃了没有？”李国豪微微一笑：“还早着呢！”助手赶快拿来两个热气腾腾的馒头。老校长笑着，大口大口地吃了。
学习了党的三中全会公报，李国豪热血沸腾，时代的责任感、时间的紧迫感更强了。他挥笔疾书：“燕京传鼓声，长征号令急。中华多壮志，古今创奇迹。学愚公移山，效夸父追日。育才战四化，老夫争朝夕。”
挑着行政、教学、科研三副重担的李国豪，更加爱时如命，争分夺秒，掐着指头过日子。他四十岁学俄语，六十岁学日文，已掌握了五国文字，至今还早早晚晚在学。出差在外，他枕头下边总有三本书，两本专业的，一本就是外文。他一向厌恶空谈，埋头苦干，讲究时效，力求“有预见，早安排” 。一年、一月，他都要仔细盘算，该达到什么目标；一周、一天，他都有具体打算，一步一个脚印去干。每天，他黎明即起，打拳、散步，然后开始一天的脑力劳动。他的工作日一般都在十二小时以上，往往达到十六、七个小时。由于工作需要，老专家身兼十数职。不管担子多重、时间多紧，他也能象桥墩一样顶住压力，身在激流中，坚定而从容。今年以来，他日思夜想、紧张忙碌的，就是加快速度促进同济大学的“两个转变”：从土建单科转为以理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学校第一外国语从英文转为德文。为此，今年要增设七、八个新专业；要招收四百多名研究生，超过去年五、六倍；要邀请一大批外国专家来校讲学；要引进西德及其他国家先进的科技资料、实验设备，等等。李国豪自己呢，今年要招收十五名研究生，超过去年的三倍。他立下雄心壮志，要在有生之年，率领一批中、青年带着科研成果走上“国际舞台”……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而李国豪的时间表上只有十年。因此，他千方百计想把这张时间表排得更满一些。访问快要结束时，老校长望着那烧得正旺的炉火对我们说：“人的一生就是一张时间表。生命虽然是有限的，但为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等于延长了生命。”
李国豪就是怀着这样的精神，响应党中央的号令，以战斗的姿态跨进我国历史性大转变的第一个春天，在新的长征路上和时间赛跑，奔向金光灿烂的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