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古今人物

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
余凤高
在伦敦南肯辛顿博物馆的达尔文雕像旁边，竖立着英国另一位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大理石像。没有比这象征性的画面更能说明赫胥黎在科学上的地位和身份了。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一八二五年生于伦敦郊区，父亲是个穷教员。赫胥黎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只在八至十岁时上过两年学，但是他勤奋学习，特别热衷于阅读科学书籍。十七岁，他进了伦敦的查林·克劳斯医院正式研究医学。
一八四六年，赫胥黎离开英国，以外科医生的身份参加“响尾蛇号”考察船的旅行，就象当年达尔文参加“猎犬号”那样。这次在澳大利亚的三年海上考察，使赫胥黎有机会研究大量的动植物。他研究鸟类、爬虫类、哺乳类、鱼类、海洋动植物、无脊椎动物以至地质学，于一八五○年回国。随后作出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报告，特别是关于某几种海鞘目生物的报告。他在科学界的声望由此与日俱增。
一八五九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问世了。这是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赫胥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时，赫胥黎正担任伦敦矿物学院的地质学教授。达尔文将自己的新作送了一本给他，并说：“极想知道这本书对你产生的影响。”赫胥黎读后感到，尽管还有一些不重要的结论尚待研讨，但是通篇看来，论文是非常有价值的。他深信，由此定将产生一场科学思想的革命，并希望自己也能参加到这一革命中去。赫胥黎当时就写了一封信热情赞扬了达尔文的学说，他明确表示，为了自然选择的原理，“我准备接受火刑，如果必须的话”，并补充说，“我正在磨利我的牙爪，以备来保卫这一高贵的著作。”赫胥黎骄傲地声称：“我是达尔文的斗犬”；达尔文则把赫胥黎看作是他的“总代表”。
众所周知，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开始时曾被视为异端邪说。顽固的宗教势力和一切反动派都以刻骨的仇恨，咬牙切齿地咒骂进化论同《圣经》和
“神意”水火不相容，是“牲畜哲学”，疯狂地对它进行围剿。在保卫这一伟大学说的斗争中，应该说，赫胥黎比达尔文本人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正是赫胥黎，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在这个问题上打了许多而且是持续的仗”。最有名的就是一八六○年六月三十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牛津会议上那次短兵相接的大论战。在这次事先策划好的辩论会上，论敌——牛津大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东拉西扯，胡说了一通反达尔文主义的谬论之后，对赫胥黎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他蛮横地质问赫胥黎，既然认为人是猴子变过来的，那么“请问：跟猴子发生关系的，究竟是你的祖父这一方，还是你的祖母那一方？”赫胥黎冷静地用雄辩的科学事实驳斥了牛津主教的歪曲和污蔑，无情地揭露了他在生物学和人类起源问题上的无知。他指出，威尔伯福斯“过问他一无所知的科学问题，……这无非是想以花言巧语来掩盖科学真理。然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他使主教无言以对，偷偷离开了会场。
在这次辩论以后，达尔文主义在英国就为受过科学教育的人们所普遍接受。但是欧文、威尔伯福斯等人仍旧顽固反对。
理查德·欧文是肯辛顿的自然博物馆馆长，也是英国第一流的比较解剖学和化石骨骼的学者。由于欧文写匿名文章攻击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不顾跟他的私人友谊，与他展开了公开的论战。此外，赫胥黎还跟自由党政治家、博学而保守的神学家威廉·格莱斯顿和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著名政治家阿盖尔公爵等进行过论争。
在实践中，赫胥黎感到，古生物学的证据有助于支持达尔文的学说，因此在以后的三十年中，他就献身于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工作，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等书。他先后六次在工人中、两次在爱丁堡哲学学会讲演，又到伦敦各学校去促进科学教育工作。马克思的夫人燕妮一八六一年在一封从伦敦发出的信中，就曾赞颂以他为首的一些极著名的学者“给人民作启蒙的、真正充满自由思想的和勇敢的讲演”。
赫胥黎的工作是异常艰苦的。他说，“若干年间，批评指责的北风神刮起它最大的曲解和嘲讽的暴风，甚至把我说成是一个邪恶的人。”但是他坚信“真理伟大而能取胜！”并为自己能为保卫达尔文学说这一真理作个“斗犬”而自豪。
我国伟大作家鲁迅十分赞赏赫胥黎的这种为真理而斗争的态度。鲁迅曾创造过多种多样反动走狗的形象，如“宠犬”、“鹰犬”、“叭儿狗”、“落水狗”、“丧家狗”等等。但是鲁迅辩证地说：“便是狗罢，也不能一概而论的，……如赫胥黎，就是一匹有功人世的好狗”。鲁迅这话是紧接赫胥黎自称是
“达尔文的斗犬”（鲁迅将“斗犬”译成了“咬狗”）而说的，并赞扬他“以渊博的学识，警辟的文章，东冲西突，攻陷了自以为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们的最后的堡垒”。
早在一八九八年，即中日甲午战争满清失败之后的第四年，我国学者严复就译述了赫胥黎的另一著作《天演论》（《进化论与伦理学》），借以向人们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必须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天演论》出版后，轰动一时，十多年间，发行了三十多种版本。鲁迅在南京读书时，特地抽了一个星期天去城南买来一本，一口气读下去，惊叹于“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书中精湛的理论和新鲜的名词深深地吸引了年青的鲁迅。赫胥黎宣传的达尔文学说，对鲁迅的世界观产生过相当的作用。
赫胥黎在生物学方面的科学研究，使他成为一位自发的唯物主义者。但他自己却拒绝这个称呼。恩格斯说他是一个“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一个“不够明确和坚决的唯物主义者”。列宁批评说：“赫胥黎的哲学正象马赫的哲学一样，是休谟主义和贝克莱主义的混合物。”但列宁强调指出他的“不可知论实质上掩藏着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