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燃烧的心——访作家巴金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一颗燃烧的心
——访作家巴金
这是一幅作家巴金的肖像画。画面上用顶光突出了他那满头的银发。目光向前凝视：他在思索着什么？他靠在扶手椅上，背后是一排书架，桌上全是书，手上展开几页稿纸。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还在继续他的创作生涯吗？
我的手头有各种剪报、杂志、书籍，都是巴金近两年新出版的译著：重新校译的《处女地》，再版的《家》及新写的后记，翻译的《往事与随想》单行本已经付印，去年岁尾动笔的《随想录》正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还有，散见在各报刊上的文章……。老作家笔下倾泻的感情，还是那样叫人动心。那其中，有辛酸、欢乐、信念、展望。熟悉他的朋友说，倘若将一篇篇文字和藏在背后的故事一齐来读，你就会了解巴金。
我细细地读着，寻访着。
《怀念肖珊》的散文，是他心头萦绕多年的题目。肖珊，他的妻子、患难与共的朋友，一个翻译工作者，一个单纯、善良的人，被疾病和“四人帮”的迫害蚕食了身心，死在一九七三年早春。那时，巴金已经度过了岁月中漫长的八年。从那以后，人，日渐消瘦了，精神也不如以往。许多朋友担心他能不能经得住这一沉重的打击。
且莫耽忧，他生命的源泉并未枯竭，一本《往事与随想》足可证明。这本译作动笔的日期是一九七三年夏天，他失去妻子之后的几个月。三十年代，他翻译的赫尔岑回忆录片断曾在鲁迅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他告诉过鲁迅先生，要将那篇大部头作品“啃下来”。或许，这个诺言现在可以兑现。他攀上原先是汽车房的狭小顶楼，那里太阳西晒，但毕竟安静些。老作家手边缺乏资料，幸好，走廊上遗留下几本没有封存的书籍、词典，借着从窗户透进的一线弱光，他将眼睛几乎贴到了书本上……。他忘掉了四面的墙，进入到十九世纪黑暗的俄国，有时，思路又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猛然感到“四人帮”的恶行与沙皇专制统治何等相似。他相信，谁违逆历史的潮流横行，日子必不久长。译完的章节，他都一一校阅了，用工整的小字抄在普通方格纸上。他知道，巴金的一个字、一片纸，当时是没有出版社敢于问津的。他只期望把世界文学的宝藏留给后人，哪怕在图书馆里作为一份资料，日后自会有人去开采、发掘。
在默默的工作中迎来了一九七六年的秋天。在老作家眼里，这一个秋天比任何一年春天都明媚。他活着，还很健康，可以唱心里喜欢的歌，讲心里真实的话。《一封信》，是他经历磨难后的第一篇作品。这原是一份发言稿。上海文艺界集会，要请巴金讲话。那时，他还背着“四人帮”罗织的种种罪名，但是他一口允诺，认真地作起准备来了。他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自称是海洋里的一滴水，要汇入到翻腾着热浪的生活中去。
《一封信》被报社编辑部抢先发表了，好在要讲的话很多，他又拟了一份发言稿，题目叫做《第二次解放》。那一段日子过得多畅快，他自己上街买报，挤上公共汽车去参加会议，老朋友从四川远道赶来，他开出一坛绍兴老酒，和朋友举杯共勉：“莫说年纪大，还要多写点！”
阳光又照到了他的书桌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推倒了。他象出征的一名战士，磨利了手中的武器。是的，他埋头在写，用他那支笔，投入新的战斗。
《谈“春天里的秋天”》，是一篇关于创作的回忆。四十六年前，他将一对青年男女的遭遇写进了小说里，现在得到的讯息说，两个主人公挣脱了封建礼教的羁绊，解放后于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却没有逃脱林彪、“四人帮”的魔爪。他在回忆录里告诉人们，这个悲惨的故事还没有结局，因为受迫害者尚未平反。读到这里，人们能意会到作者的苦心。去年九月，他所关心的朋友终于平反昭雪了。
他的《随想录》已写到“之十五”。一天，一个老朋友来，谈起《随想录》。巴金说，这是当作遗嘱写的。朋友赶紧回答：“不会，不会。”巴金笑了。他指的是趁此清理自家的思想，将真实的话遗留给读者，那是迟早要说的。在《随想录》里，他总结自己的作品，那些好的，反映了生活的真实；那些不好的，或是艺术性不高，或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实，他提出，作家应该干预生活，当然，并非只揭露阴暗的东西，而是要对生活有所推动；他坦率地说，他曾承认过“邪书十四卷”（指巴金十四本文集）统统是毒草，但二十多年来在自己屋前屋后种着花草的小园子里散步，总也挑不出毒草来，只找到不少中草药，倘使朝夜焦虑，那就只好把草地锄掉，方能高枕无忧。他担心这种害怕毒草的病会蔓延，症状就是害怕写出毒草，终于什么也写不出来。
读这些笔调清新、含意深刻的短文是一种享受。文艺界一位同志带着赞赏的口气说：“这个巴金，文章一如他的为人：真实，不虚假；执着地追求，有一股子勇气。”
也是在《随想录》上，他谈及至今不能忘怀的一件事。十多年前，在围攻电影《不夜城》时，巴金受命写过一篇批判文章，奉上头“旨意”，说好不点作者柯灵的名字。柯灵同志记得，那篇稿子发表之前，巴金在一个夜里走上门来，尽管他说不出什么，却以沉默自责。为此，巴金背上了假批判的罪名。事情过去许多年了，他仍然觉得内疚，在许多场合讲这桩事，又将它写出来，严厉地剖析自己。
于是，人们自然会想到老作家对旁人的宽容。
曾经用激烈的言辞批判过他的同志，在巴金真诚的微笑面前，是十分感动的。一些参与过批判的同志到他家拜访，他还象早先那样热情，送书给他们，为他们的新作修改、润色，然后谦逊地问道：“这样行不？”有一个作过假证明的同志托人捎去口信，请求原谅。巴金回答说，“这些事过去了，我个人可以谅解，但是其中的教训，勿可轻易忘却。”
他现在常常要在老朋友的骨灰安葬仪式上致词、默哀，为那些有才华的人不能参加新的长征而惋惜。这样的时刻，他的眼前会出现妻子的身影，有人提出要为受迫害的肖珊举行一个同样的仪式，巴金拒绝了。他不愿意牵扯组织上的精力，宁可用他的悼念方式：将哀思诉诸文字。许多篇纪念亲人、友人的散文就是这样写成的。回忆往往触动着人的情思，于是，他更加怀念活着的朋友，感到他和他朋友们肩上的担子，越发重了起来。他给有四十年交往的剧作家曹禺写信，请求他丢开杂事，多写几个戏：“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要）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
从事翻译工作的老朋友遇到难题，不免登门求教，老作家往往放下手头工作，走到堆满书籍的三层楼，蹲着，在十本厚厚的牛津大辞典中去一本一本地查找。
他也关心素昧生平的青年朋友，为他们的些微进步高兴。青年人的散文习作也好，小说新作也好，他都倍加爱护，生怕湮没了富有生气的萌芽。
他又恢复深夜工作的习惯了。每天，当远处火车的汽笛声划破寂静的夜空，谁家院里的钟声缓缓地打过十二下，他才停下笔来。白天的日程表也排满了：接待外宾，出席会议，阅读来稿，和业余作者会面等等，间隙时间还用来复习外文。有人劝巴金用一个秘书，他急忙摆手：“那我就啥子都写不出来了。”他只好“单干”：写稿、誊清、翻阅资料。当然还不忘记锻炼，每天早起散步，就在找不到毒草的园子里。
作品和人们的介绍将巴金的形象勾勒得更加清晰，这更促使我去拜访这位老作家。
现在，他站在我面前。一头银发，老花镜下透出两道深邃的目光。微笑的时候，却有一种孩童那样的天真。他不擅言辞，一口四川话，微微有点气喘。当话题转到未来的工作计划时，他显得很兴奋。许多要做而未做的事情等着他：赫尔岑的回忆录共八卷，除已出版的外，还有一百万字的中文翻译，这个任务很吃重，但必须完成；《随想录》要往下写，准备编成几个集子。还有一个心头的秘密可以公诸于众了：“我酝酿了一部长篇小说，是反映知识分子的遭遇的。”他的话带着颤音，并不掩饰创作的冲动。小说构思已就，他满有把握可以工作到八十岁。说着，他站了起来，挥舞着双手：“我能写，我还有激情！”
我望着老作家，仿佛看到他青年时代那团扑不灭的火焰，依然在他心头燃烧。他并不只是抚摸十年留下的伤痕，他相信牺牲不会毫无收获的，他大声地呼喊：要为祖国光明的未来献出一切。
我所认识的巴金，比肖像画上的更为真切、生动，因为我发现了他有一颗燃烧的心。
新华社记者 郭玲春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