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帝反封建的青年先锋——记周恩来同志“五四”时期在天津的革命活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反帝反封建的青年先锋
——记周恩来同志“五四”时期在天津的革命活动
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前夕，我们阅读了“五四”时期周恩来同志在天津的革命活动的有关史料。历史证明：当年的周恩来同志是一位英勇无畏的反帝反封建的先锋战士，是一名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具有伟大共产主义思想的杰出革命战士。
“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在“山雨欲来”的一九一九年四月下旬，周恩来同志从日本毅然弃学归来，回到了别离一年半的祖国，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天津南开学校。他回到母校，老师和同学都格外高兴。“敬业乐群会”举行了盛大的茶话会，热烈欢迎自己的前会长。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爱国学生首先奋起斗争，点燃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火焰，烈火很快燃遍全国。五日，天津的报纸闪电般地把消息传遍全市。七日，天津学生举行了示威，并先后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这两个爱国组织的推动下，以天津南开学校和直隶女师的学生为骨干力量，天津市的爱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有力地支援了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
在这期间，周恩来同志每天都从天津河北区住处，徒步十余里来到母校，组织在校同学并联络已毕业的校友参加爱国斗争。当时，南开学校董事长，为创办南开大学筹措经费，不惜拉亲日派、大卖国贼曹汝霖出任校董，以换取他的卖国赃款来资助学校；曹汝霖也想借此收买人心，以维持其岌岌可危的反动地位。周恩来同志立即团结同学，无情地揭露和反对这种可耻行为，使曹汝霖的阴谋未能得逞。这场斗争的胜利，对鼓舞天津学生坚持爱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周恩来同志当时刚从日本归国，不是在校学生，未能担任市学联的领导工作。但是，由于他的先进思想和革命斗争的智慧与魄力，使他在实际斗争中成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天津学联的负责人经常拜访周恩来同志，研究如何领导好学生爱国运动。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一九年五月间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中说：“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南开校内的学生都可造就，并且极有热心毅力”。他曾在南开学校食堂召开茶话会，代表南开学校留日同学对在校同学进行慰问，“以表爱慕之心”。并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吾人作事乃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的斗争策略，对指导当时的爱国运动具有重大意义。
据日销万份的《南开日刊》记载，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学生万人罢课，轰动了全国。六月九日上午十一时，全市中学以上的学生几千人，集合在南开学校大操场，举行“爱国宣誓大会”。北洋军警数百人持枪包围，如临大敌，妄想借机挑衅镇压。面对这种紧张局面，一些好心的社会人士前来劝阻。大会要不要开下去？能不能开下去？人们都在为此而担心。这时一位身穿黑色学生服的青年，走向操场中临时用六个大方桌搭成的讲台。“周恩来！”人们惊喜交加地活跃起来。周恩来同志登上讲台，沉着地指挥队伍，迅速稳定了会场秩序，同时发表演说，和大家一起高声宣誓：一、誓保国土；二、誓挽国权；三、誓雪国耻；四、誓除国贼；五、誓共安危。大会群情沸腾，斗志昂扬，粉碎了反动军警妄想破坏大会的阴谋。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反动政府拘留了天津各界第二次赴京请愿的二十五名代表。在天津的周恩来同志对全市各爱国团体的领导人说：“这正是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营救被捕代表，是我们的责任”！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和学生代表郭隆真等，亲自到了北京，动员几千学生，包围了总统府。在广大群众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在八月三十日释放了被捕的全体代表。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南开学校成立了大学班（一九二三年改称南开大学），周恩来同志入学后不久，就公开参加了天津市学联的领导工作，出色地领导了三次重大斗争。一是十月十日，周恩来同志等领导天津各界群众上万人在南开学校操场举行集会，纪念辛亥革命八周年，会后冲破北洋军警的包围，到警厅门前示威。周恩来同志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起草了《天津学生短期停课宣言》，这是五四运动中天津学生第一次用白话文写的宣言。二是十二月间，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开枪打死我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周恩来同志等领导全市数万爱国群众举行大示威。示威群众在南开操场举行国民大会，当场焚毁了被没收的日货，声援福州学生的爱国斗争，使抵制日货运动掀起了新的浪潮。三是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震动一时的天津
“一·二九”斗争。在全市各界抵制日货运动深入开展的时候，一九二○年一月下旬，发生了魁发成洋货庄的奸商勾结日本浪人和警察厅，殴打、逮捕各界爱国人士和封闭各团体事件。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学生骨干秘密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即将同反动派展开的大搏斗。周恩来同志坚定地指出：“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经过周密的部署，决定在一月二十九日举行全市学生大请愿，包围省公署。为了免遭北洋军警的追捕，周恩来同志事先巧妙地指挥学生们分散隐蔽在路旁，一声令下，立即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演讲，散发传单，口号声响彻云霄。在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学生代表的带领下，各路人马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请愿大军，冲向省公署，象一股奔腾而下的激流势不可当，大灭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威风，成为“五四”时期天津青年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
“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
一九一九年七月份，天津学生爱国运动进入高潮时，周恩来同志提出通过传播新思想来推动运动走向新高潮的两把“利器”：“一是演讲，一是报纸”。他指出，这样就能“求社会同情”。在同学们的推选下，周恩来同志挑起筹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重担。邓颖超同志任学联讲演部长。七月十二日，周恩来同志写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提出，要“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革心”、“革新”，提高觉悟。七月二十一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周恩来同志又以《“革心”“革新”》为题写了社论。《学联报》内容分主张、要闻、时评、评论、讨论、来件、演说、外论等十多个栏目，观点鲜明，战斗性强，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周恩来同志既是主笔、记者、撰稿人，也是经理、校对、卖报人。在天津南市荣业大街协成印刷局的一间小屋里，他和南开老同学潘世纶一起，不分昼夜地工作。学联报初为三日刊，后改为日刊，日销数千份，影响全国。反动当局闻风丧胆，于九月二十二日起下令封禁，但在广大群众的抗议下，他们又不得不收回成命。十月七日，《学联报》胜利复刊。这个刊物前后出了一百几十期，其宣传重点，除了介绍新思潮外，还号召打倒军阀，打倒旧伦常，打倒孔家店和批判孔孟之道。
一九二○年春，在天津“一·二九”运动中，周恩来同志等二十多人被捕入狱。据当时狱中难友的回忆，周恩来同志在狱中自觉地承担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倡导、组织、筹划各项工作。据《检厅日录》记载，在五四运动一周年前夕，周恩来同志一连两个晚上，系统地向难友们报告青岛问题始末，强烈地激发了难友们的爱国热情，使大家更加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斗争是与挽救祖国的危亡联系在一起的。从五月二十八日起，周恩来同志开始在狱中向难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在那天晚间的全体会上，他开始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三十一日晚，他继续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六月二日晚，他又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四日晚，他讲了“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七日晚，他进行最后一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在牢房昏暗的灯光下，周恩来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照亮了难友的心。
“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
“五四”时期，周恩来同志在抓好宣传工作的同时，十分注意组织工作。他同其他青年领袖一起总结了五个月斗争的经验教训，认为必须建立一个领导学生运动的核心，作为运动的中坚，指导统一行动，巩固革命力量。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两点，在草厂庵学生联合会的办公室里，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派代表二十人，举行第一次会议。男生代表有周恩来、马骏、潘世纶等十人，女生代表有郭隆真、邓颖超等十人。那时邓颖超同志只有十六岁，是最年轻的一员。会议决定：一、成立新组织，定名“觉悟社”；二、出版刊物《觉悟》；三、提倡“革心”“革新”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四、灌输世界新思潮；五、严密组织，采取委员制，发展会员应严格审查。这样，一个崭新的学生革命团体诞生了。“觉悟社”虽未明确指定主要召集人，但由于周恩来同志具有的优秀思想品质和杰出的工作能力，他在实际上成为“觉悟社”的领导人。
“觉悟社”的诞生，使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于各学校进步学生团体的核心人物都成为“觉悟社”成员，这就有利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觉悟社”还大力提倡认真读书和研究的风气，并经常请革命人士、大学教授、社会名流来讲演，增长会员的知识。九月二十一日，李大钊同志应邀来社，他称赞会员的革命精神，鼓励青年要研究新思想，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
一九二○年一月，“觉悟社”的刊物《觉悟》创刊了。周恩来同志担任这个刊物的主编。他为刊物编撰了许多文章。经过会员热烈讨论，由周恩来同志执笔写成的《“觉悟”的宣言》是一篇斗争纲领。宣言说，“‘觉悟’的声浪”，冲击着中国知识分子，要革命，要觉悟。革谁的命？要革“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的命，要革“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的命。怎样觉悟？要“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十种精神，去完成“‘思想改造’事业”。为此，就要“灌输世界新思潮”。“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
觉悟，觉醒，速醒，猛醒，是“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的人们思想大转变的特点；是从学西方、学日本、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到学俄国、学马克思主义、建设一个工人阶级的人民共和国的大转变。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中，曾热烈欢呼世界劳工的胜利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号召大家要迎接世界新思潮，要觉悟起来。周恩来同志创建的“觉悟社”响应这个号召，引导会员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周恩来同志自己更是认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使得他在留日期间已经开始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更加丰富起来，紧密地结合国情得到不断的提高，使“觉悟社”的活动更加活跃，更加为广大群众所欢迎。“觉悟社”成立仅三个月，其声誉就传播全国，成为全国最早的学生革命团体之一。当年北京的《晨报》赞道：“觉悟社”是“天津的小明星。……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周恩来同志创建的“觉悟社”，配合毛泽东同志创立的“新民学会”，在指导青年运动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新民学会”提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口号，“觉悟社”提出了“解放改造”的口号，这两个口号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有力地推动了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九二○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同志出狱之后，“觉悟社”邀请北京“少年中学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四个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分别发表了演说，李大钊同志致与会词，共同倡议联合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彻底改造中国。会上还制订了《改造联合宣言》和《约章》，决心在“改造中国”的旗帜下，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共同战斗；提出了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是：“到民间去”，进行“农工组织之运动”，“切切实实做点事”。
周恩来同志“五四”时期的光辉革命实践，将永载中国革命史册，鼓舞我们把革命进行到底。
本报通讯员 王庆民 本报记者 虞锡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