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子篇 ——读《敬告父母们不要贻误子女前途》有感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教子篇
——读《敬告父母们不要贻误子女前途》有感
舒展
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的《中国青年报》二十一日社论，特别提到干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说出了人们多年想说的话。共鸣之余，颇有感慨；断续想来，不成系统，姑名之为“忽然想到”吧。
忽然想到之一——
甄平与王小平
今年二月自卫还击战中，出现了一位战斗英雄叫甄平。在通往谅山的大门——扣马山的战斗中，他带领全排通过了敌人三道炮火封锁区，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打掉敌人三个火力点。正当直插顶峰，胜利来临之际，甄平被暗堡中的残敌击中，献出了二十二岁的生命，实现了他生前的诺言：“死，也要向前倒下！”甄平是一位干部子弟。他的父亲就是这个部队的政治部主任甄文林同志。
再看另一个干部子弟：今年四月，四个新闻单位共同揭露的在山西广灵县高考中发生的王小平营私舞弊案。这个王小平指使监考人员为他弄虚作假，终于混进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事情暴露之后，他不但拒不认错，而且大搞翻案活动。王小平为什么有恃无恐？无非是有点倚仗：他的父亲是山西省委常委、雁北地委书记。
这两位干部子弟，都是共产党员。一个为保卫祖国、保卫四化献出了鲜血与生命；一个作弊被检举查实之后，仍然大耍无赖。一个十七岁时就到农村锻炼，二十岁当工人，入伍后两年内荣立两次三等功，在部队入了党；另一个是一九七六年二月下乡，当年七月就入了党，次年就以全雁北仅此一名的“突出成绩”而“考”上了重点大学。一个在部队里毫无干部子弟优越感，与工农出身的战士打成一片；另一个为所欲为，作弊时把县委党校的一位副书记支使得滴溜乱转，入学后任意旷课，看到报纸上揭露几起高考作弊案件后，竟说：“那都是些小干部搞的，地委以上的干部能查出来几个？”这就叫做得意忘形。一个把智慧与勇敢用于军事学，保卫祖国的南大门；另一个把小聪明与大胆用于“关系学”，违法乱纪走后门。一个为人民英勇牺牲，浩然之气壮山河，永世长存；另一个为翻案破口大骂，气壮如牛，不以为耻。
人民的眼睛是最好的镜子。干部子弟中，优秀的、比较好的还是多数。自卫还击战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中，有相当数量的干部子弟，如营长王晓南、团政治处干事赵燕清、副教导员王恒岳、战士牟拉克……他们同工农出身的战士一样，不愧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新一代。但也不必隐讳，象王小平这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干部子弟，也不乏其人吧。当然，我们相信，王小平同志经过教育，迟早会认错、改过的。干部子弟教育问题一旦引起社会上的重视，特别是负责干部对子女家教的示范，对于移风易俗将会起到推动作用。家教如何，将通过子女的言谈举止反映出来，有道是：要知双亲，且看儿郎。
忽然想到之二——
干部子弟坐小汽车
王小平回县搞翻案活动乘坐公家的小汽车，对于为他效劳的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颐指气使之态可想而知。“孩子坐坐小汽车也值得大惊小怪么？”“你们看别人的孩子坐小汽车羡慕吧？嫉妒吧？”对于某些有特权思想的人的这类想法，只须付之一笑。这点“区区小事”，令人忽然想到一个对比。
朱德同志对他的七、八岁的孙子，要求他们上学放学一律坐公共汽车，洗衣服、扫房间自己动手。一九六○年朱老总的一位孙子，头一天上小学，出门一看是一辆三轮儿童车，就嚷了起来，要坐四个轮子的车。朱老总一听，大步走了出来，指着蹬三轮的老王同志，对孙子严肃而和蔼地说：“你问问王伯伯，他象你这么大的时候，坐过汽车吗？”老王同志说：“别说汽车，连三轮也没有呀。旧社会我拉包车，光着脚跑遍了北京城，还吃不饱肚子。”朱老总接着说：“爷爷象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下地帮妈妈干活了。”
小孩子上学前的几分钟里，朱老总对之进行了一次多么具体、生动的教育！这堪称家教的楷模。老一辈革命家对后代从小就身体力行地进行艰苦奋斗革命传统教育的事迹，可以编成一部书。
童年、少年时生活艰苦一些，对青年时期的自立、成熟是大有好处的。所谓不经琢磨不成器，古往今来有成就的人们之中，有不少是幼年少年时贫寒清苦或遭遇不幸者。
比如：诸葛亮早孤，躬耕垄亩；魏征少时孤贫，当过假道士；岳飞幼年，家遭黄泛，童年很苦；海瑞四岁丧父，少年刻苦自修；努尔哈赤十岁丧母，靠采集山货谋生；安徒生幼年家贫，以棺材架代床；法拉第当过报童、钉书匠；齐白石从十二岁当木匠直到二十七岁；肖楚女早年丧父，当过小贩、报童、伙夫、跑堂伙计；鲁迅十二岁时，他的祖父因科场案收监，家境濒于破败，不久他的父亲又病逝……至于高尔基的童年，已为世人熟知，不必说了。
“若要学业成，先得受穷困；若要度量长，先学受冤枉；若要无烦恼，先要修养好。”这些俗谚似乎仍有参考价值。美好的果实都是在风雨侵凌中成熟的；有志气有成就的人，没有一个是从小靠借老子娘的光，坐在小汽车的软沙发上成长起来的。
忽然想到之三——
扫除世袭思想
舆论可以帮助形成好的社会风尚，成为道德的力量，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古人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人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好，赞成！可是执行起来如何呢？
在遵纪守法上，任何公民，理应一律。而在道德规范上，在遵守国家的法令方面，干部、掌权者、执法者，理应起模范带头作用。这些同志应该更自觉，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不能混同于普通老百姓。这是一个道德的阶梯，逐级严格要求，好似一个直立的宝塔：党员、团员对自己应比普通老百姓要求严格一些；党团员中的干部对自己应比一般党团员要求严格一些；干部中的负责干部对自己应比一般干部要求严格一些。同样的道理，干部子弟对自己应比一般群众的子弟要求严格一些。如果说干部子弟有什么特殊，那就是周总理教导的：“你们就只能在多做工作这一点特殊。”
但我忽然又想：倘若这个自觉的、道德的宝塔颠倒过来，小头冲下，那么党风、社会风尚恐怕就够呛了，就不甚美妙了，说得严重一点就是道德亏损（并不比经济上的亏损好），精神危机（也并不比经济崩溃好），那就不象无产阶级，倒象是没落的封建王朝了。这是危言耸听么？
不！中国封建两千来年，到清末，正如曹雪芹预感到的那样，是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四人帮”的法西斯主义之上，冠上“封建”二字是很有点“国粹”特色的。封建的余毒、臭气在干部子女教育问题上常常显得突出。
试看：讲究门阀门第，炫耀人前者，有之；一旦身居要津，福荫遍及家族者，有之；我辈受过苦，儿孙享点福，早早地为他们搭下安乐窝者，有之；期望来日，儿女加倍报偿养育之恩者，有之；刑不上大夫，官官相护者，有之……。这些是哪个阶级的东西？舶来品吗？不象，倒确有“祖传”之嫌。上述种种表现的中心思想，无非是两个大字：世袭。除了地位、级别、工资，下一代无法世袭之外，——当然，对某些有特权思想的人来说，财产权力能世袭多少就尽量世袭之，这无疑是他们的愿望——其他生活资料、住屋、钱财之类，最好是世代相传下去。这里，又令人想起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他公开申言：我不需要孝子贤孙，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他老人家把他的工资储蓄交给了党。
封建特权的世袭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说怪不怪，这是一堆沉重的历史糟粕。无数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决不是为了造成幸存者中少数人的封建特权；甄平在自卫还击战中向前倒下去，也决不是为了让王小平将来当法官。先烈有灵，是不会答应的。
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看来很有必要大声疾呼：把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摆到社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无愧为人父”。怎样做父母，是很值得我们大家认真想一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