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两条思想路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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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分清两条思想路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党的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党在粉碎“四人帮”以来所作的巨大工作，提出了从今年起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转折。为了顺利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来，直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林彪、“四人帮”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凶恶敌人。他们口头上说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搞的是假社会主义；他们天天喊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也讲党的领导，实际上却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煽动派性，鼓吹无政府主义，以帮代党；他们表面上高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歪曲、篡改、割裂和伪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玷污和毁坏这面伟大旗帜。我们党进行的揭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毫无疑义，也是一场捍卫和坚持四项原则的伟大斗争。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竭力推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在他们长期破坏下，人们的思想被封闭在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被遗忘了，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政策是非分不清了，甚至公然被颠倒，出现了迷信盛行、思想僵化的局面。为了排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混乱，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去年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全会公报指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石。过去我们搞革命，靠实事求是，按照中国的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取得了胜利；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靠实事求是，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取得胜利。
当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些阻力既来自尚未肃清的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也来自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来自官僚主义、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等等。因此，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是我们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是当前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要结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真研究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经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经验，把这些经验作为具体的生动的教材，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使他们不断提高识别两条思想路线的能力，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去指导自己的实际工作。
历史的回顾
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它一直存在于共产主义运动当中。
当马克思主义刚刚形成，还只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国际工人运动中，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运动：一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一种是少数人的宗派运动。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斗争是阶级运动，它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策略，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服务的。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它派别，例如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等等，它们的活动是宗派运动，而“任何宗派都有宗教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1页）。这种宗派运动不是以客观实际作为理论的根据，而是以人们头脑中编造的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指导运动。无论是蒲鲁东还是巴枯宁、拉萨尔，都以“救世主”自居，宣称他们“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正如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时所指出的，“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和这种带有宗教性质的宗派运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尽管革命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宣告那些“万应灵丹”的破产，但是，这种思潮实际上并没有因此就销声匿迹。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就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展开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在情况不同的国家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们曾经在许多书信中，责备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变成了“刻板的正统思想”。责备他们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看不见在他们周围发生的、理论上虽然很弱但生命力旺盛的工人运动。恩格斯在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说：“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作出了榜样，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断地使他们的理论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得到丰富、补充、修正和发展。
到了列宁的时代，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更加尖锐的问题了。这不仅因为俄国的情况与欧洲各国有很大不同，而且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当时，机会主义者从“左”、右两方面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一方面坚决揭露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攻击和修正，一方面强调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只忠于学说的字面”，“背诵过去的结论”，而应该“忠于学说的精神”，“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列宁全集》第6卷第417页）。列宁严厉地批评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考茨基“这类‘享有专利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运用这一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226页）。列宁正是在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和俄国孟什维克的尖锐斗争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领导俄国人民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历史已经雄辩地说明，如果列宁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而是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字句所束缚，那末，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衰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列宁逝世后，斗争又集中地表现在究竟怎样才是真正地捍卫列宁的旗帜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借口维护列宁的旗帜，不管实践如何发展，宣称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指示都不许有任何改变和补充，否则就是“修正主义”。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是“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同时来强调列宁同志的学生们的弱点”（《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页）。斯大林说：“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凡是使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旧公式或个别原理更加完善，更加精确，尤其是用适合新情况的公式代替它们的都是修正主义。”“由此看来，我们有一个关于修正主义的新的季诺维也夫的标准，这个标准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修正主义罪名的威胁下必然陷于停滞不前的境地”（《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86、87页）。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修正，有时表现为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有时也表现为以片言只语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以阻碍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前一种形式是公开地打起反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后一种形式则是在反修正主义的旗帜下，推行修正主义。
在我们中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代表，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到了在中国进行革命的正确道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它是经过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复斗争才取得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照抄照搬，也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无论“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都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他们都没有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都看不到农民的力量。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他们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指导革命的行动指南，而是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攻击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进行活动的同志是“背弃马克思主义”，说什么“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为了清算这条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需要长时间的斗争。我们党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才算完成了对这条思想路线的清算任务。毛泽东同志写了《矛盾论》、《实践论》，从认识论的高度批判了这条思想路线。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它着重教育全党分清两条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一致，保证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要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根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才能够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两条思想路线的大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自去年五月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年时间了。这场讨论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等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的根本问题。它是和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场讨论还有待于普遍、深入，但就其社会影响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思想战线上任何一次理论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它是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这场讨论，一开始就以尖锐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承认不承认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承认不承认一切认识、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包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决议、计划、报告、批示等等，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说，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还是坚持主观主义、一切从现成的本本甚至片言只语出发、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为什么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过程中，会发生这样一场震动社会各个领域的两条思想路线的大讨论？为什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会发生根本的分歧？这不是偶然的。必须从十几年来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之间一直进行的实践论和天才论两种思想的斗争谈起。
十几年来，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疯狂推行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望，制造迷信。他们还采用摘引片言只语的手法，任意歪曲、肢解和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变成了脱离革命实践的僵死的教条，又把这种教条作为衡量一切事物、判断一切是非的唯一标准，不准人们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使人们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严重地陷入了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这场革命不仅要彻底揭露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粉碎他们的帮派体系，清算他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要彻底清算他们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打碎他们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澄清被他们颠倒了的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政策是非，使我们的理论、路线、政策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使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获得真正解放。但是，正当运动逐步深入的时候，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倾向。它的特征，就是主张一切都从本本出发，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词句出发，认为只有书上写过的、领导人讲过的或者文件上提过的才算数，凡是过去写过的、讲过的，不管是否适合当时情况或后来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都不能稍许变动，一切都要照抄照搬。概括起来说就是这么两句话：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
这种倾向的存在和出现，严重地阻碍着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既然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当然也就不允许人们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去冲破林彪、“四人帮”用种种借口（包括过去文件上写过的、领导人讲过的或画了圈的等等）设置的禁区，纠正被颠倒的各种是非，推倒一切冤、假、错案，谁这样做，就是搞修正主义，就是触犯律令，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很清楚，这实际上是在自觉不自觉地维护林彪、“四人帮”那一条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的极左路线。
显然，不克服这种倾向，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就不可能进行到底，工作重点的转移就难以实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障碍就不可能扫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无法发挥，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党的领导就有失去人民群众拥护的危险。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千百万人民的实践，还是本本、语录和权力？这样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问题的讨论，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恩格斯曾经解释，为什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提出，会引起十九世纪哲学界和整个思想界的巨大震荡和深刻革命？他指出：“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118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者象列宁所说“理论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列宁选集》第1卷第30页），同样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或者象人们所说的是一个“常识”，但是，只要我们稍微考察一下这场讨论的情况就会立即发现，这个“常识”问题的重新提出，恰好从根本上打中了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要害。在这个简单原理面前，一切假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一切过时的、错误的东西统统站不住了。正是因为这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能不使长期深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思想领域和其他各个领域，发生强烈的反响和深刻的变化。
这场讨论具体涉及的范围很广，内容很多，而最基本的分歧在于，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怎样才算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有的同志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怀疑和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砍旗”、“丢刀子”。这种责难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行动指南。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它的实质区别开来，善于把它的个别结论和科学体系区别开来，善于在各种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的基本原理，是绝对不能动摇的，背离了，就会迷失方向。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它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指导革命。这种指导不是把理论当作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剪裁和宰割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而是使普遍真理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在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客观实际，形成路线、方针，反过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在实践中发展的过程。随着实践的变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个别公式和个别结论，由于不再适合新的历史条件而变得陈旧过时，必然要代之以新的公式和新的结论。一些个别的适合一定时期的口号或具体工作方针，当然更是如此了。真正的出于公心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会因为看到这种旧公式、旧结论的更新，旧口号、旧方针的改变，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产生怀疑和动摇；同样，当然也不会因为肯定这种更新和改变，而认为是什么“砍旗”、“丢刀子”，不管这种更新和改变同自己有什么样的切身关系。恰恰相反，这种更新和改变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无比生命力的表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不会也不可能停滞不前，而是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这种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动力和基础，不是别的，正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
有的同志把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把理论摆到超乎实践的地位，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表面看来，他们似乎十分尊重理论，十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他们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弄成象宗教教义那样的僵死的教条，因为只有宗教教义才自以为是不必受实践检验的东西。只有“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马克思语），只有“虚伪的马克思主义”（列宁语），才害怕实践的检验。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不害怕和拒绝实践的检验。毛泽东思想之所以称为毛泽东思想，如前所说，正是由于它不拘泥于马列主义的个别旧结论，它使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受检验，并且用新鲜的经验去丰富它。如果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抱“照抄照搬”的态度，认为“句句是真理”，一句也不敢动，照搬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不敢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就根本不会有毛泽东思想，也当然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样，如果列宁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话也抱“照抄照搬”的态度，认为“句句是真理”，一句也不敢动，照搬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理论，不敢提出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新理论，那就根本不会有列宁主义，也当然不会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同志，都曾经遭到攻击，被说成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历史早已证明，真正坚持和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正是列宁和毛泽东，而不是那些口头上千百遍地叫喊“高举”，实际上毫无马列主义气味的机会主义者们。
有的同志还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会损害和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种责难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坚持社会政治的安定，维护党和人民的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赢得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切革命的人们，都应当十分珍惜这种政治局面，损害它，也就是损害现代化建设。但是，怎样实现和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呢？实践反复证明，要实现和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仅必须依靠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还必须依靠正确的思想路线。革命的团结要建立在同群众实践保持紧密联系的活生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离开这个基础，割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群众实践的联系，囿于本本主义、片言只语的圈子里，不管情况和条件的变化，“坚持”旧的、过时了的结论、口号、决定等，碰到千变万化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准研究，那就形不成共同语言，因而也就不会有革命的团结。坚持这种错误思想路线的人，必然要发展到搞小团体、小宗派的邪路上去。三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们党同王明机会主义作斗争的经验时早就指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口头上的教条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盛行，正是导致
“乱”的重要原因，必然造成破坏安定团结的派性活动的猖獗。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这个真理。那些习惯于照抄照搬照转，热中于本本主义的同志，不正是恰恰忘记和抛弃了这个真理吗？他们说是要维护安定团结，实际上却是在保存和培植不安定的因素。
事实上，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迎来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同坚持实践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清路线上、理论上、政策上的大是大非，坚决平反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等等分不开的。不这样，安定团结的局面就无从形成。我们还必须看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四项基本原则，
“踢开党委闹革命”、搞派性分裂活动、制造和宣传现代迷信、以假“高举”骗人等流毒，并未完全肃清，这些是破坏安定团结的因素，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加以克服。
两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说明，要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必须彻底批判他们那条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这种批判决不可少。只有这样，才能分清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才能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消除危害安定团结的因素；才能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我们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其基本道理就在这里。实践的观点本身要求向前看
坚持实践的观点，就要坚持发展的观点。因为实践本身就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且要反转过来指导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能动的生气勃勃的过程。实践的观点，是与停滞、倒退的观点不相容的，它本身的要求，就是向前看。
无产阶级是“掌握未来的阶级”，它的利益是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相一致的。无产阶级所处的历史地位和肩负的光荣使命，都决定着它能够而且必须向前看。向前看，这是无产阶级政党观察客观世界，制定战略和策略的重要原则。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这就告诉我们，在对待过去和现在的问题上，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不要仅仅看到过去和现在，不要在过去和眼前的问题上停留下来，而要向前看，看到运动的未来。未来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但是，马克思还告诉我们，“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掌握未来，并不是建立在主观的信念上面，也不只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史的现成的结论上面，而是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上面。离开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仅不能掌握未来，而且连现在也不能掌握。这是早已被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列宁在讲到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俄国革命以后的形势时说，经过了一场剧烈的革命斗争以后，革命政党“不免要停顿一下，不免要回转去复习基本问题，不免要经过一番新的准备工作，好‘消化’那些极其丰富的教训”。列宁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无比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坚决、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定地再向前进。”（《列宁全集》第17卷第25页）由此可见，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是为了向后看，而是为了向前看，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坚定地再向前进。
总结历史经验，当然包括失败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无产阶级政党和任何其它政党不同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勇于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因为它是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政党，因为它能够向前看，因为它对未来充满信心。从错误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这是我们胜利前进的可靠保证之一。如果我们不善于从昨天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旧的错误的方法，那末，我们今天也就不能学会用新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任务，也就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夺取四个现代化的胜利。
无产阶级政党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分析现实政治经济形势，确定行动的方针和目标，形成了党的路线。党的路线一旦形成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停止下来，不再接受实践的检验，不再在贯彻当中继续不断地加以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呢？不是的。党的路线同党的一切决议一样，总是要在实践中受检验的。不能认为有关党的路线或决议的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适当性作任何讨论，否则下次代表大会怎么会提出新的提法呢？事实也是如此。党的十一大制定的路线，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它的某些局部，也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和我们党认识的发展，已经由历届中央全会特别是三中全会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调整。这是完全正常的。我们党的许多次大会都有这种经验。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时候，就十分重视这种检验。他说：“必须尽可能经常地根据新的政治事变来检验已经通过的策略决议”。列宁认为，这种检验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是必要的。“从理论上来说是为了实际了解已经通过的决议是不是正确，决议通过以后发生的政治事变要求我们对决议作哪些修改；从实践上来说，是为了真正学会贯彻这些决议，善于把它们看作是应当直接运用到实际中去的指示”（《列宁全集》第9卷第132页）。
党的路线、决议是这样，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指示更应当这样。斯大林说得好：“领导--这并不等于写决议和发指示。领导--这就是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不仅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从生动的实际工作的观点来检查这些指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斯大林说，“如果以为我们所有的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确，那就可笑了”（《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2页）。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我们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这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决不是照搬老模式老办法老经验所能解决的，更不是凭想当然去发号施令所能够解决得了的。为了使我们的工作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我们就得虚心学习，努力使我们的工作尽可能地符合于客观规律。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向前看的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要贯彻这个方针。因为四项基本原则也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我们如果不联系今天的现实情况，只是一般地讲老道理，说空话、陈话、套话，从概念到概念，就不能说服人，不能达到真正坚持四项原则的目的。只有在向四化的进军中，抓住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新的丰富事实对坚持四项原则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才能使四项原则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在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哲学理论问题和其它一系列理论问题，需要我们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认真探讨和研究，作出新的贡献。这是需要耗费大量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
理论工作要引导人民向前看，首先就要努力使自己走在实际斗争的前列。列宁在《革命教导着人们》这一篇著作中写道：“我们不能满足于我们的策略口号跟在事变后面一瘸一拐地走，在事后再去适应事变。我们应当力求做到这些口号能够引导我们前进，照亮我们以后的道路，使我们能够看得比当前的迫切任务更远。”（《列宁全集》第9卷第139页）让我们用革命导师的这个教导来鞭策我们的理论工作吧！我们相信，经过大家同心同德的一致努力，经过关于两条思想路线的普遍、深入的讨论，必将使全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一九四二年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迎来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新中国。今天，通过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必将迎来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