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经验 解放思想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怎样把电影搞上去？问题讨论

总结经验 解放思想
李少白
当前，电影界都在议论“怎样把电影搞上去”的问题。我想，回顾一下解放以来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过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促进电影事业的繁荣是颇有意义的。这里，我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九五一年三月，全国曾经举行过一次“新片展览月”，上映了《中华儿女》、《钢铁战士》、《翠岗红旗》、《上饶集中营》、《白毛女》等二十六部影片，轰动了全国。这些影片，绝大多数都是一九五○年摄制的。但是，从“新片展览月”以后到一九五一年底，却没有再拍出一部较长的故事片。到一九五二年才完成了《龙须沟》、《南征北战》等五部故事片。
一九五九年十月，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全国又举行过一次“新片展览月”，放映了《老兵新传》、《林家铺子》、《林则徐》、《青春之歌》、《风暴》、《聂耳》、《我们村里的年青人》、《五朵金花》等十八部献礼故事片。这些影片，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在十周年献礼片招待会上，周总理曾高兴地称赞说：“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除献礼片以外，一九五九年还生产了其它许多影片。据统计，这一年完成的长故事片就有八十部。但是到一九六一年产量又大幅度下降了，只完成故事片二十九部。
我国解放后电影发展上的这两起两落，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领导思想要按照电影的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办事；二是要调动创作人员的积极性。
全国解放前的一九四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我认为，这个指示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它比较正确地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创作。它指出：“现在我们的电影事业还在初创时期，如果严格的程度超过我们事业所允许的水平，是有害的。”指示在讲到处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时指出：电影剧本的标准，在政治上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就可以。“还有一些对政治无大关系的影片，只要在宣传上无害处，有艺术上的价值，就可以。至于艺术的标准，亦应从大处着眼，不应流于细节的苛求。”这个指示对电影题材的规定是：“电影剧本故事的范围，主要的应是解放区的，现代的，中国的，但同时亦可采取国民党统治区的，外国的，古代的。”这就给电影创作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天地。除了领导思想的原因以外，那时电影创作人员革命热情高，思想顾虑少。不管是从解放区来的还是从国统区来的，思想都比较解放，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他们有一股子干劲、闯劲、钻劲。这是取得一九五一年“新片展览月”那样大成绩的原因所在。
开展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文艺整风之后，电影工作者在创作思想上还有不少新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没有能够予以明确、细致的解决。结果，有的教书的不敢教书了，写文章的不敢写文章了。这说明：光有“破”是不行的，还要有明确的“立”，否则，创作人员满脑子问号，顾虑重重，怕这怕那，是不可能搞好创作的。此外，对如何领导电影艺术创作和生产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当时，为了加强对电影创作的领导，成立了“电影指导委员会”，但它的许多做法是脱离实际和违背艺术规律的。如硬性规定创作题材，硬性分配创作任务，硬性规定完成期限等，创作人员把这套做法称为“强迫结婚，限期生孩子”。结果，电影指导委员会只通过了一个《南征北战》，其它的电影剧本都一一夭折了。没有剧本，谈何出片！鉴于这些教训，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在周总理关怀下，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指出：“在电影剧本创作的组织工作上，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简单的行政命令方法。”
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一九五九年献礼片那样突出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也是由于党对电影事业的正确领导，从领导思想上认真地尊重了电影艺术创作和生产的客观规律。当时曾强调，领导不应以自己的感想代替政策，不应用简单的行政方式对待创作，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力争电影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化，特别强调要注意提高艺术质量。并为此提出了《关于提高艺术片质量的报告》。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创作人员受到尊重，享有较多的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使他们的积极性和独创精神大大发扬起来。但是，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多久，在电影界，正确的东西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了，创作思想又被带上不少枷锁。加上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影片生产就又走了下坡路。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周恩来同志先后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谈到了这些教训。他指出：“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周恩来同志还特别讲了“党如何领导戏剧电影工作”的问题，指出，“做领导工作的人怎么才能把工作做好？首先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事实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尊重了客观实际，尊重了艺术规律，尊重了电影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电影事业就发展；反之，脱离实际，违反艺术规律，把群众当阿斗，搞瞎指挥，我们的事业就后退。这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们会问：为什么有时正确的东西得不到贯彻，甚至被当作错误的东西而否定呢？我认为，原因在于“左”、右倾思想，特别是“左”倾思想的干扰。应当说，在我们电影领域，确实存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和表现。对它们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但那时批右过头，批“左”却不足；有时，甚至把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富有创见的、理论和实践正确结合的东西也当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给批判了；相反，“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和做法却被当作正确的东西而加以肯定。这就搞乱了思想、理论、路线是非，妨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电影艺术事业的发展。
在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江青大搞极“左”，以政治代替艺术，以空想代替现实，片面地鼓吹什么写“战略思想”，搞“三大战役”等所谓“重大题材”，不顾实际情况，硬要作家一下就写出这样巨大容量的作品。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使得我们的电影创作在相当长时间内，数量不多，质量不高，比较严重地存在着概念化和公式主义的倾向。
在反右派斗争以后，那个号称“理论权威”的顾问趁机大打棍子。他诬蔑电影工作者“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春风”。有的影片被他扣上“右派思想”的帽子；有的被指责为“恋爱加X，X加恋爱，恋爱加X加恋爱，X加恋爱加X。”他叫嚷：“剧本要审查、审查、再审查。你说我干涉也好，不民主也好，还是要审查。”完全是一副文坛恶棍的面目，他是摧残电影事业和文艺事业的一个大恶霸。
要搞好电影工作，就要解放电影的生产力，而关键是解放思想，在当前最主要的是从极“左”路线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领导思想首先解放，大胆放手地贯彻“双百”方针，充分发扬艺术民主，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严格按电影的客观规律办事，给广大电影工作者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才能的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