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民主与科学就要敢于革命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要民主与科学就要敢于革命
川岛
在《新青年》六卷一号上，有篇文章，题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其中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又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五四”时期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在这之前，也曾提出过“民主”与“科学”，但“五四”时期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其意义和影响所及，却非维新运动时期托古改制的议会政治的民主所能比拟，也不是坚甲利兵的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皮毛所能比拟的。这回是要革命而不是改良。“民主”与“科学”是当时革命的口号、革命的提纲，也就是现在大家公认的“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思想非常活跃，进步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仅在现在称作“红楼”、当时是北京大学第一院门口的一间小小的号房里，就有经售的书刊杂志一百多种摆在一张长形桌子上，显示了一九一九年是中国生气盎然的出版年。从早到晚，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老年或是青年，走过那里都要进去看看，犹如现代我们听广播，看电视那样，去寻找救治中国的真理。当然，在当时那陈列着的一百多种书刊杂志中，也不是没有乱七八糟应该扬弃的东西。
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为了救治中国；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在究竟肯定哪一些与否定哪一些的工作中，“五四”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发掘出好多为“前贤秉正，视同沙土”的和长期被诬蔑为“诲盗诲淫”的古典文学作品，如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南戏、元杂剧、散曲、民歌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等，给了它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虽然在估价中有些简单化的倾向，却给了卫道的国粹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也丰富了枯燥和贫乏的文学园地。
五四运动时期，我们的前辈大师们，还把大量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介绍了进来。鲁迅先生曾把这一工作比喻为神话中偷火给人类的普洛米修士，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们，并且说：“译本不但在于输入新的内容，而且也在于输入新的表现法。”这显然是要从外国的进步文学中吸取适合我们实际需要的营养。翻译和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不仅推动了当时的革命运动，而且对当时的文学革命也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奋战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工作者们才有所适从，才明确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也已经三十七年了。三十七年来，文艺工作者是有成绩、有功勋的，是从坎坷崎岖的路上走过来的，是党正确领导的结果。今天，我们伟大的新长征，也是在党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这比五四时期不知优越多少倍。五四运动的经验以及后来革命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德先生和赛先生都不是轻易就来的，要民主与科学，就要敢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