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教授在中国讲台上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李政道教授在中国讲台上
新华社记者 顾迈南
暮春五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来自全国三十三个科研单位和七十八个高等院校的数百名研究生、教师和科研人员，齐集北京科学会堂报告厅，兴奋地在等待着听讲。
铃声响了。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笑吟吟地走上了讲台。他身穿灰色的中山装，含笑向在座的人们点头问好，把讲义放在投影仪下，就讲起课来。
课堂上，一片静谧的气氛。投影仪映在墙上的讲义写的是：
“Ⅲ：互相作用
目前的所谓基本粒子
媒子：光子，万有引力子，中间玻色子
轻子：中微子，电子，……
夸克：下，上，奇，粲，底，顶……。”
再往后，就是密密麻麻的方程式。李政道教授用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说：“今天讲粒子物理。大家请看这张表，在这里看都是些数目字、符号，这都是前辈和近代科学家经过长期的探索得来的……。这中间有一大部分已成为历史上的东西，科学是发展的，最重要的不是过去，是现在跟将来。进入七十年代以来，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不停地讲，不停地写，讲得实在太累了，就手按着教鞭，把头伏在上面歇一会儿。他，满头大汗，干脆把外衣脱掉继续讲。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从强作用、弱作用的发展史，讲到粒子物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台上台下，课堂内外，讲课的人着了迷，听课的人也着了迷，人们进入了奥妙无穷的粒子世界。
这是记者目睹的一次讲学的片断。李政道教授为新中国培养科技人才的一片深情，溢于言表，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李政道教授越过太平洋，不远万里来我国讲学，共讲授了“统计力学”和“粒子物理”两门课程。李政道教授在国外每年平常只讲二十八至三十个小时，这两门课一般要讲二、三年。这次，他感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急需科技人才，决定用两个月的时间讲完几年的课。为了搞好这次讲学，早在一年以前他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为了把粒子物理的最新成果加到讲稿中，从去年到今年三月一直就埋头于这件事，尽量使这些讲稿能包括近年来的主要新成就；他还给中国同行寄来了大量参考文献和书籍。
七个星期以来，北京科学会堂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为了听得清，弄得懂，不少人干脆挨近讲台席地而坐；后排座位上的人还举着望远镜看投影仪映在墙上的讲义。在报告厅的地下室和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人们围着一台台转播电视机认真地听，认真地思索，认真地记。听讲的人中，有李政道教授早年的老师、同学、好友，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新一代年轻物理学家，还有粉碎“四人帮”以来入学的第一届研究生。大家对李政道教授讲学的评价是：学识高深，方法科学，治学严谨，诲人不倦。
“他的功夫很深，讲得很好。”一位对基本粒子物理有造诣的老科学家说。
“用物理学中的术语来说，李政道教授讲课走的是‘短程线’，迅速把人们带到了现代科学的最前沿。”一位教授说。
“作为一个教授，他和学生的心是相通的。他时时都在关注着听讲人的理解程度。”一位研究生说。
大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天，他讲“孤粒子”这一课，由于独具一格的教学方法，把公认的最容易讲玄的问题，讲得画龙点睛，深入浅出，既使专业科技人员和教授从中获得收益、启发，又使研究生们能够听得懂。
关于“孤粒子”的缘起是这样的：一八四五年英国物理学家斯科特·罗素作了一个关于“波”的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一八三四年八月，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了一个美丽的现象。我看到一只船，这只船由两匹马拉着沿着狭窄的运河前进。后来船忽然停下来，这时从船头上翻出一股激浪，很激烈的翻滚着，突然离开船头，向前运动，速度很快。它的形状是固定的、圆截面的、光滑的水堆，它在前进时不改变形状，也不降低速度，我坐在马上跟踪前进。以大约每小时八、九英里的速度跟着跑，这水堆一直保持原来的形状，有三十英尺长、一英尺半高，后来高度逐渐降低，追逐了一、两英里以后，在运河转弯处就看不见了。
自从罗素发现了“孤立波”，一百多年来各国物理学家反复讨论过产生这种现象的原理。直到一八九五年才得到了正确的解释。一九七三年开始，有人试图以此解释基本粒子物理。但是，过去研究基本粒子物理用的都是线性方程式，而研究孤粒子，必须用非线性方程式，难度很大，都视为畏途。
从一九七三年起，李政道教授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在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中，他第一个引进了非拓扑性孤粒子的概念，先后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对这方面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作了理论上的探讨，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在这以前，他还发展了反常核态理论。他在这个理论中预言，当两个铀的原子核发生碰撞时，核的密度超过正常状态，也许有可能发生反常核态现象，而这种现象过去在自然界中还未发现过；并强调，真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真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具有洛伦兹不变性的一种介质，它的物理性质是可以通过基本粒子的互相作用表现出来的。目前美国有一台加速器正在为验证李政道教授的上述理论作准备。
李政道教授的讲学在听众中博得一致好评，并非一日之功。一九七二年以来，他四次回国，周恩来总理通过和他的交往，曾作出过“李精于学”的赞誉。李政道教授是当之无愧的。他不满二十岁离开中国去美国求学，由于刻苦勤奋，年纪很轻就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获得诺贝尔奖金。他和杨振宁教授合作，发现著名的宇称不守恒定律以后，继续向高能物理的纵深处挺进，数十年如一日，进行着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
谈到李政道教授的教学态度，大家也十分钦佩。课堂上，他一遍又一遍地亲切地询问大家听懂了没有？他注意每讲一句话不仅让学生听得清，而且使学生听得懂。他还利用休息时间和午餐时间征求大家对讲课的意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调整教学进度。在讲学期间，他每天讲三个小时，可是备课常常需要五、六个小时。他说：“我每天睡得不很多，中午不休息，这倒是习惯。”人们见他人瘦了，嗓子哑了，担心他累垮，劝他休息。他笑笑说：“有这么多人认真听课，我花些劳动是值得的。”就连“五一”节他也照常上课。人们说，从李政道教授的教学中不但学到了知识，而且学到了当教师的好思想、好作风。
李政道教授对于他出生的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讲学期间，他随时随地都流露出这种感情。一天，他和夫人到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参观，看到研究生院的一排排木板房。他说：“这最象我们西南联大的房子了。我离开昆明西南联大是一九四六年，那时候，物质条件是很差的，住的是草房子，十五、六个人睡一间房子，过几个月就要把床搬出去煮臭虫。那时联大的条件只有一间煮床的小房子，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只能煮一个床，臭虫不能同时消灭。”大家听了，都笑起来。
“我还记得上物理课时，老师带来一个小的电子仪器，我出于好奇心，用手捅了一下，把一根线弄断了。”他打着手势风趣地说：“所以以后我就改学理论物理了。”大家又笑，他也笑了起来。
“我们那时从来没有感到因为仪器不好，设备不好，就比别人差。杨振宁、朱光亚、唐敖庆和我等等，都是在那时培养出来的。”他说：“重要的是人，不是物质条件。仪器、设备都是人造的。只要大家肯学习，把基础打好，把人培养出来，就可以创造一切。这次回来深深感到，大家都想使中国尽早实现现代化，海内海外的有志之士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李政道教授一向关心我国科技人才的培养。早在一九七四年访华时，他就向毛主席、周总理建议过：理科人才也可以象文艺、体育那样从小选拔培养。这次回来，他听说科技大学试办了少年班，很高兴。在繁忙的教学活动中，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专程到合肥访问了少年班，就如何培养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问题同学校领导和教师们作了广泛交谈，并亲自到了少年班，送给孩子们大批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科技读物，给孩子们讲科学故事，讲许多著名大科学家在青年时代对人类所作的杰出贡献，并题词：“青出于蓝，后继有人。”鼓励青少年们敢于突破前人的框框，在科学上闯出新路。这次讲学期间，还从科大研究生院为哥伦比亚大学亲自选拔了一批研究生。
“政道变了。”今年四月十五日，邓副主席会见李政道教授时，他的夫人秦惠?说：“政道过去对这类事（指组织和联系工作）从来不感兴趣。去年为了给中国培养高能物理人才，他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亲自打了很多、很多个长途电话，联系培训问题。别人都说政道变了，就连讲课政道也变了，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集中讲过。”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记者问李政道教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时，他兴奋地说：“我感到，大家都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推动起来了，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不应该袖手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