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抢救”文史资料大声疾呼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为“抢救”文史资料大声疾呼
董一博
周恩来同志的号召
向政协老人和富有阅历的社会人士征集文史资料，这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所提出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任务。
一九五九年四月，周恩来同志在招待六十岁以上政协委员所举行的茶话会上，从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这个长远任务出发，号召政协老人“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并要全国政协设置征集文史资料的专门机构。此后，全国政协和各地方政协都相继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征集、整理和出版文史资料，成为政协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的七年中，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集了我国近现代史各方面的史料一万六千余篇，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五十五辑、《辛亥革命回忆录》六辑。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协也积极开展了这项工作，搜集了大量的带地方特点的资料。所有这些，都为研究我国近现代史提供了可贵的史料，为发展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历史科学作出了贡献，受到了史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和有关方面的重视与欢迎。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文史资料工作遭受了一场浩劫。他们诬蔑政协征集文史资料，是“替牛鬼蛇神翻案”，是“为反动派树碑立传”。于是，文史工作的一些负责同志和许多文史资料的撰写者遭到迫害，不少从事文史工作的干部被赶走，大批文史资料被洗劫、销毁和失散，文史资料工作被林彪、“四人帮”摧残殆尽。
“四人帮”被打倒了，文史资料工作得到了解放。一九七八年五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委员全体会议，正确地总结了过去的文史工作，以法定的形式，把“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资料”的任务明确写入会章之中，从而为征集史料增添了新内容，扩展了新领域。目前，全国政协和各地方政协的文史工作部门，在搜集资料的同时，陆续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工作取得了初步成绩。然而，“四人帮”的余毒仍象一个可憎的幽灵，缠绕着文史工作，使它不能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为了完成周恩来同志生前提出的任务，我们必须继续在文史工作中肃清“四人帮”的余毒，为“抢救”文史资料大声疾呼。
历史科学的基础
有人说：“历史学就是史料”。这话不正确。因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党性很强的科学。如果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对史料进行认真的研究，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那它就不成其为科学。然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人们的脑子臆造出来的。人们要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出带规律性的历史经验来，只有对大量的而不是个别的、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史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才能达到目的。从这个方面来说，史料应当成为历史科学的基础，就象钢筋、水泥、木料等建筑材料，是高楼大厦的基础材料一样。马克思说得好：“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毛泽东同志在反对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的恶劣倾向时，明确提出，只有详细占有材料，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作系统的研究，才能引出合乎规律性的结论，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斗争。纵观古今中外著名的历史学家及其著作，凡是为后世所称道者，至少是具备了搜集有比较翔实而大量的史料这个条件。
在中外古今的著名历史学家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并不满足于坐在屋子里收集书本中的资料，而是不辞辛苦地进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摩尔根写《古代社会》这样做过，司马迁写《史记》也这样做过。他们通过对其事其人的直接调查，获得了从文字记载中所不能获得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因此，努力访问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不断挖掘地下历史文物，迅速整理历史档案，注意搜集个人手中所保存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日记、函电、书简，是发展我们的历史科学所亟待加强的基本工作之一。
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组织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撰写回忆录的问题。回忆录、访问记和历史实录这类形式的史料由来已久，但是，在很长时期中，都是一种个别人的自发行动。只是在周恩来同志在政协老人中正式提出这个倡议，并采取有力措施，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以保证之后，撰写回忆录这类史料，才成为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工作。这确实是一个创举。这个创举的意义，不仅在于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还在于为我国历史研究工作开创了新局面，使那些只知道坐在斗室中翻阅史料的同志迈开脚步，走出书房，向参与事变的当事人和到发生事变的历史场所，作实际调查，从而弄清了许多从前弄不清楚的历史问题，推动了历史研究工作的深入。这个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为人们所深刻认识。因此，我们向全国有关部门的各级领导，向全国史学工作者及各地政协文史工作者，向经历了各种历史事变和存有任何一个历史事变原件的老人呼吁，大家都来重视并从不同方面响应周恩来同志的号召，做好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政协文史工作的特点和作用
政协系统的文史资料工作，与其他单位如档案馆、图书馆的文史资料工作相比较，有共同之处，又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政协系统的文史资料工作，是抓活的第一手资料，即组织身经中国近现代事变的当事人，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来
（同时，搜集他们所保存下来的历史原件，如函电、日记、手稿、遗作等）。以当事人，写当时事，只要能坚持“存真，实事求是”的原则，无疑是第一手或近于第一手的资料，史料价值是很高的。每个撰写者对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实记录下来，互相补充和纠正，从而得到一个比较完全和准确的、在一般档案上无法查阅出来的史料，这是政协系统的文史资料工作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第二、政协系统的文史资料工作，不单纯是项文化工作，同时也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它调动了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全国以及各地政协委员大多是老人和社会名流，他们又各自联系着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他们很多人阅历丰富，见多识广。许多革命老人有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长期经历。他们既是文史的当事人，也是历史的见证人。组织这些老人撰写文史资料，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是使他们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一个很好的工作领域和方式。通过这项工作，既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内容，又挖掘和保存了近现代史的资料。
第三、文史资料这项工作也为教育后代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周恩来同志指出，要“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使他们知道老根子”。不了解旧社会的苦难，就不知道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幸福；不知道革命先辈前仆后继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就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现在，三十岁以内的青年人，对旧社会无所体会，加上前些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使许多人不懂得历史，或者所知不多。没有比较，也就没有鉴别，因而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缺乏认识，容易感染各种不健康的思想。从揭露旧社会的史料中，青年一代可以了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旧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罪恶，引起他们对旧社会的痛恨。而那些介绍前辈为革命英勇斗争的史料，则可以使他们受到革命传统教育，树立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努力奋斗的雄心壮志。
第四、打倒“四人帮”以后，征集文史资料，更具有重大意义。林彪、“四人帮”一伙是作践历史的蟊贼。他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制造了无数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革命老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对一些民主人士的历史也肆意歪曲。征集真实的历史资料，可以推倒林彪、“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周恩来同志在全国政协招待会上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旧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录下来。”周恩来同志深知我国这段历史的重要性，也深知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特别是亲历其事的史料，还没有人注意把它记录下来，还缺乏整理。他说：“时间过得很快，如果不快一点搜集，就要滑过去了。”所以，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提出这项任务，是非常及时的。
周恩来同志发出这个号召，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使我们丧失了十多年的工作时间，人事的代谢，湮没了无数有价值的“活材料”，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现在再不急起直追，就是我们的责任和过失。如今戊戌变法的经历者已经无存；辛亥革命时代的老人也所剩无几；“五四”时代火烧赵家楼的被捕者三十二人，也只有个别人还健在；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上井冈山的人，现在也不多了。我们要大声疾呼：迅速抢救“活材料”！这是文化战线上一切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应当十分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