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实源于根深——读柳青《创业史》第二部（上卷）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厚实源于根深
——读柳青《创业史》第二部（上卷）
严家炎
在当代多卷本的长篇小说中，《创业史》远不是篇幅最浩繁的一部。但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的厚实和深刻，却使这部小说具有特殊的分量。以新出的第二部上卷为例，篇幅不足二百页，同样显示了凝炼、厚实、深沉的特色。就象自然界有些质量特别密集的物质那样，形体不大，分量却是沉甸甸的。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反映的是建立初级社阶段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较之第一部，它所写的生活矛盾有了新的发展：经过一年艰苦奋斗，梁生宝的常年互助组已转成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生宝与继父梁三老汉之间创什么业、走什么路的矛盾，已经获得解决；在典型示范的影响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推动下，蛤蟆滩互助组普遍建立，多数中农以至富裕中农投入互助合作运动，分化不仅在贫苦农民与非贫苦农民之间进行，也开始在富裕农民之间进行。形势的这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使一年前还非常狂妄地要同互助组较量的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泄了气。正因为这样，“最会看大势”的“活周瑜”杨加喜抬出了下堡乡最早的党员郭振山，在官渠岸组织起互助组联组，来同梁生宝的灯塔社对抗。连郭世富也从杨加喜等人的言语、行动中，“突然领悟到：将来在蛤蟆滩有资格、有本事同灯塔社较量的，恐怕只有郭振山”，因而开始把希望寄托在郭振山身上。这就使《创业史》第二部中，以梁生宝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同郭振山为代表的另一股势力之间的两条道路的矛盾，逐渐上升到了更突出的地位。
小说第二部上卷的一个重要成就，就在于从生活出发，真实地再现了同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错综地联系的党内两种思想作风的矛盾，写出了这一矛盾斗争的隐微曲折和复杂。这是一场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着的斗争。表面上看，郭振山经受批评之后，在互助合作运动中采取着和梁生宝相当一致的步调：他参加灯塔社的建社工作，在“四评”中起了很大作用；他担任官渠岸联组的领导以后，盘起豆腐坊，还打发人到陕南买回了便宜的牲口，颇有大干一番的样子；他对富农姚士杰的斗争也是坚决的。但正如乡支书卢明昌所分析的那样，郭振山的许多言行，往往“面面上是社会主义，心里头是个人主义”。他和杨加喜、孙水嘴等办联组，是要用“比赛”的方式把灯塔社“比”下去，是为了最终证明，离开他这位下堡乡的“能人”，农业社就办不好。但是，作者并没有用简单化的手法写这场矛盾，好象一切坏主意都是郭振山在背后出的。不！生活本身毕竟是复杂的。当官渠岸群众敲锣打鼓奔向黄堡区政府要求批准他们成立合作社——实际上是给区乡领导出难题时，郭振山确实完全不知道。因此，在卢明昌到蛤蟆滩去
“找他振山老大理论”的时候，郭振山一下子变得非常在理，反过来大声责问乡支书。事情就是这样曲折地发展，出人意料！然而认真一想，却又如此合情合理，在人意中！郭振山是个有党内生活经验的“能人”，而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蠢人，他无须乎干那种一切由他包揽，由他暗中指使的蠢事。在不少事情上，他只须凭着自己的威望对杨加喜、孙志明等施加个人影响就足够了。譬如，杨加喜谈论梁生宝婚姻问题时，冷言冷语地说：“要挑个好媳妇过光景，就不能看见这个女人也缠，看见那个女人也缠！要规规矩矩！”这番污蔑性的话语，当然很难设想会直接出自郭振山之口，但是，我们联系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表现，又确实感到他的一些言行在实际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又如，孙水嘴当面对卢明昌带刺地说：支书把俺们也关心一下嘛，看我们啥事办得对，啥事办得不对。指导一下嘛！党是太阳，应当普照天下嘛……”这番话当然也未必会直接从郭振山那里搬来，但它难道没有恰好表露郭振山的感情，说出郭振山的心声吗？！可以断言，如果没有郭振山平时的影响，没有他对梁生宝、灯塔社以及乡支书卢明昌的轻视，没有他对自己办社能力的夸耀，杨加喜、孙水嘴等决不敢到区上请愿！柳青就是这样既尊重生活本身的复杂面貌，又善于揭示事情的本质，不同凡响地写出了“个个毛孔都是心眼”的郭振山这一人物，写出了他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种种复杂表现。
正是在同郭振山等人展开的矛盾斗争中，主人公梁生宝崇高的精神境界也得到了较第一部更为充分的揭示。尽管郭振山表里不一，生宝却仍然尊重他，诚恳地团结和争取他。建社，他请郭当委员。支部会上，他要增福、有万主动征求郭的意见。郭振山提的意见正确，生宝加以采纳。即使杨加喜轻视灯塔社的领导人，讲出“振山老大捏住半个嘴巴，用半个嘴巴指使，也能把农业社办好”那样的话，生宝仍然平心静气地劝增福：“反话有时候要正听”，“现时，人家说这话，对咱俩有好处。”是生宝生性谦虚因而有这样大的度量吗？不！这不光是生宝个人纯朴的品质使然，而是社会主义的大目标开拓了他的胸襟。就是这同一个梁生宝，当工作组长魏奋稍稍流露出想让灯塔社下马的情绪时，小伙子立刻象换了一个人似的，激动得不能自已。他曾向高增福这样追述他同老魏争论时说的一段话：
“我说：灯塔社要是不办，我梁生宝也活得没一点意思了。不是我好胜，也不是我好面子。自决定办灯塔社，除过互助合作，我啥话也听不进耳朵里去了嘛……要是我在路上听见人们谈叙怎样把互助组办好，怎样领导互助联组，怎样准备办社……我看见这些不认识的人可亲爱哩。我由不得走慢点，听听他们谈叙；要是他们有不得法的，我还由不得插嘴，给他们建个议。我就是这号货嘛。拿起来就放不下，一条路跑到黑！我给老魏说，县上要是决定停办灯塔社，我不服从！”
多么感人肺腑呵！就象一条光柱，照亮了主人公整个心灵世界，使读者一下子洞悉了这位社会主义带头人的灵魂，懂得了他平时何以如此谦逊而在重大原则问题面前又何以如此执着、不让分毫，因而和人物产生了感情上的热烈交流。我想，这大概就是鲁迅所以主张“写灵魂”并且认为“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原因吧！然而要达到这种“高的”艺术境界，关键仍在于作家是否具有深厚扎实的生活基础。柳青正因为长期扎根农村，充分熟悉和理解自己的人物，才能如此深刻、如此有力地写出英雄人物的灵魂。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的深沉厚实，也同作品人物性格刻划精细、准确密切相关。以接受新党员的支部会为例，不少作品把这种会议写得枯燥乏味，千篇一律。然而到柳青笔下，这次会议却写得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各种人物的笑语音容，一一如在眼前。冯有万在检查自己的缺点时说：“唉！黄堡镇仁义堂中药铺有治性情急躁的药吗？我有万卖了鞋袜赤脚当生产队长，也要抓得吃几服！”性格写得何等鲜明，这就叫做精确的个性描写！可以看出，作者总是密切联系人物各自的独特经历，紧紧扣住人物行动的特定情境，努力使形象塑造得准确而有深度。譬如，富农姚士杰说他“最恨老蒋”，这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在姚士杰被迫卖了三十担余粮，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处发泄的特定情境中，这个反动富农说他此刻最恨“老蒋”——“恨他老汉把咱的江山出卖了”，这番描写却是极为精确的。不如此，就不足以充分表现此时此刻仇恨革命到近于疯狂的那种反动心理。此外，象梁三老汉在灯塔社牲口合槽那天同老白马话别的场面，刘淑良与金姐娃、冯有万丈母娘与生宝妈的谈婚事、叙家常等等，也无不写得贴切、厚实、深沉。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的成就，归根结蒂是作者生活底子异常厚实的结果。多少年来，我们总是要求文艺作品能够有力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然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其实不能单纯依靠政治思想上的某些措施，根本途径还在于作家对生活的深切了解和丰厚积累。无产阶级文艺的政治性，是与生活真实性相一致而且以真实性为基础的。脱离了生活真实性的政治性，容易走入歧途。柳青的作品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必须尊重生活，从生活出发，了解生活的底蕴，在此基础上概括、提炼、典型化，才能使作品获得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