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李琪同志对张春桥的批判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忆李琪同志对张春桥的批判
马 驹 柳晓明
编者按 李琪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北京市宣传、理论和文艺战线的优秀领导人。当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横行时，李琪同志在北京市委的领导下，同他们的倒行逆施、篡党夺权阴谋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而遭到他们的残酷打击、诬陷和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含冤逝世。一九六六年，林彪、“四人帮”一伙控制的《人民日报》曾经点名诬陷李琪同志，恶劣影响遍及全国。不久前，北京市委已为李琪同志彻底平反昭雪，并于六月八日为他举行追悼会。我们特转载马驹、柳晓明同志写的这篇文章，以示纪念。
原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琪同志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打击和迫害，一九六六年含愤逝世，最近得到彻底昭雪平反。李琪同志是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名坚强战士，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他不随波逐流，不见风使舵，坚持同各种修正主义谬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二十年前，在资产阶级权利问题上，他对张春桥反动谬论的尖锐批判，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一九五八年夏天，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打着革命的旗号，抛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资产阶级权利的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对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进行恶毒攻击和诬蔑，给人们思想造成了极大混乱，从理论上为当时的“共产风”推波助澜。这株反映极左思潮的大毒草，立即遭到当时思想理论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同志们的反击。李琪同志认为它“完全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形而上学的典型”。他写出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几个问题》、《怎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等文章，对张春桥的荒谬、反动观点进行批驳。
针对张春桥把我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法权”，诬蔑这是搞“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等谬论，李琪同志根据《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中阐明的原理，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作了科学的解释。他指出：我国“在经济上由于生产资料已归社会所有，消灭了剥削，每个人都依靠自己的劳动过活”，因而决不能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法权”，这也决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等级制”。还指出我国实行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是“反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它比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确实公平到几百万倍”。说它仍然表现出了资产阶级权利是因为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报酬，看起来权利是平等的，而由于工作能力、家庭负担等方面的差异，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仅仅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
针对张春桥鼓吹应该废除按劳分配原则和“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李琪同志指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理想，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贯彻，不能动摇，因为“社会的分配制度，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来决定，而是由社会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在今天社会生产力还没有达到高度发展，产品还不十分丰富的时候，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无法实行的，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供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为了把人们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只有实行按劳分配。”他还指出：“片面强调物质利益原则，忽视艰苦奋斗，忽视集体利益，否认政治挂帅，那固然是不对的；反过来，只强调政治挂帅，否认物质利益原则，否认按劳分配，也是不对的。”“在努力搞好生产的同时，也要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关心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奖励先进的优秀的劳动者，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张春桥还对党中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决定取消供给制、实行工资制进行了恶毒诬蔑，胡说什么这是“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资产阶级的法权”和“资产阶级不平等的制度”“更加向前发展了”，“是向资本主义倒退”。李琪同志对此驳斥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不顾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想把按劳分配的工资制“一棍子打死”，是违背唯物主义原则的粗暴、恶劣态度。针对张春桥强给按劳分配工资制度扣上的所谓会导致“滋长‘三风’、‘五气’”，会使人“强调等级，大摆官谱”，会“把人弄懒惰”等罪名，李琪同志理直气壮地指出：这一切并不是由于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造成的，而是由于“旧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长期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旧中国的这种情况，也影响着中国革命队伍中一部分人的思想”，他们“表现了某些封建等级制的意识”。必须加强教育，认真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才能根除这些旧社会的遗毒。
二十年前，李琪同志能够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坚决批判张春桥之流的反动谬论，这样的革命精神和深刻见解多么可贵！今天我们要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就应该学习李琪同志这种“抓住真理，所向披靡”的革命战斗精神，为拨乱反正，促进“四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六月八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