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慧娘》的重演谈到鬼魂戏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从《李慧娘》的重演谈到鬼魂戏
王春元
去年年底，在《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的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上，有些同志用大量事实揭露了林彪、“四人帮”以及同他们一伙的那个“理论权威”，围绕着昆剧《李慧娘》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迫害的情景。他们罪恶昭昭，令人愤慨。今天，《李慧娘》已由最近复建的北方昆剧院重新上演，被迫害致死的剧作者孟超同志也已得到昭雪，这是大快人心的事情。
《李慧娘》这出戏虽然脱胎于明人传奇《红梅记》，但作者却没有拘泥于旧本，他巧妙地把《游西湖》、《红梅阁》和《绿衣人传》等的多种稿本加以综合提炼，去芜存菁，收到了推陈出新、颇多创造的效果。孟超同志笔下的李慧娘，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形象。本来，中国的封建制度由于内部的矛盾发展，到了南宋时期已经从极盛走向渐衰，社会机体日趋腐恶，专制统治越来越残暴，蓄奴纳妾之风十分猖獗。在这样大雾弥天、鬼气森森的黑暗天地里，一向就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那些身为婢妾的妇女，其地位之卑下，命运之悲惨，也就可想而知了。李慧娘就是这样的千千万万奴妾中的一个。在权奸贾似道的相府中，满堂粉黛，其实都是冤魂苦鬼；“集芳园”里，何处无斑斑血泪？锦绣衣裳里面，裹缠着人间幽恨；笙歌箫管起处，掩藏了多少凄怆！应当指出，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孤立地描写他的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而是把她个人的悲剧命运直接同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广阔的政治形势有机地联系起来。她处于乱世，自不免经历过一番家破人亡之苦，而沦落为奴妾之后，又耳闻目睹贾似道们“自毁长城，社稷轻丢”的罪恶，使她怎能不忧心国事，仇恨权奸呢！因此，在“游湖”一场戏里，当太学生裴禹等拦舟湖心，面斥贾似道弄权误国、残害忠良、鱼肉百姓、杀人如麻的累累罪行时，慧娘被这位正气凛然、朗朗清白之士的雄辩折服了，她幻梦般喃喃自语：“壮哉少年，美哉少年！”与其说这八个字是对裴禹的由衷赞叹，毋宁说道出了她压抑在心头的对合理生活和纯洁爱情的憧憬。仅由于此，李慧娘竟遭杀身之祸。她殒灭了，象一颗寂寞的流星，虽说微弱，却也给漆黑的夜空刻下了一抹永存的光痕。
作为奴隶的李慧娘被贾似道残酷地杀死了，而作为人民反抗精神之化身的李慧娘的幽灵却复活了。冥间的李慧娘并不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屈死冤魂，也不是专事寻找替身的厉鬼，而是一个向封建专制制度挑战复仇并终于获得胜利的斗士。在这个幽灵的胸膛里跳动的是一颗火热的活人心脏，她为了追求一个人应该有的合理生活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李慧娘的鬼魂，当然不是什么迷信中关于“鬼”的种种胡说，而是在当时条件下人民的反抗精神、心愿和生活意志的一种艺术反映。这种被“四人帮”诬陷而大加杀伐的所谓“鬼戏”，在世界各民族的古典名著中原是屡见不鲜的。曾被恩格斯称誉为“不可比拟的典型的完人”的诗人但丁，在其长诗《神曲》里，充分运用了欧洲中世纪梦幻文学的形式，塑造出许多栩栩如生的幽灵和鬼魂的形象。它象一本打开的百科全书一样，广泛地反映了中世纪行将终结的生活现实，最初展现了近代世界黎明时刻的人文主义的思想曙光。在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莱特》改编的《王子复仇记》中，被亲兄弟谋杀的老国王的冤魂屡次显灵，敦促哈姆莱特复仇，以拯救王国于既衰。这种表现手法既渲染了戏剧情节的浓重的悲剧气氛，又推进了主人公内心冲突的深化。在我国古典文学的宝库中，有不少优秀作品也同样是运用这类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塑造了许多具有美好人性的鬼魂和其它魔怪、精灵的形象。《聊斋志异》便是一例。蒲松龄笔下的主要角色，多半是狐仙、花妖、幽灵和鬼魂，但他们或是执著地追求人类美好的生活理想，或是继续从事人世间当时尚属无望获胜的斗争。方言小说《何典》，通篇写的尽是鬼的世界，可是细心看来，字字说的无一不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正如鲁迅所说：《何典》的作者“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鲁迅的这个评语，完全适用于以谈鬼物的艺术方式来反映世态神髓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学遗产。大家记得，毛泽东同志在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之后，曾援引过《何典》中的两句话来揭露林彪的嘴脸。一句是：“说嘴郎中无好药”；另一句是：“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不但不以《何典》写了鬼而予以唾弃，倒是因为它“谈鬼物正象人间”，显示了“现世相的神髓”而特别加以重视。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一类文学形式的重视，我们还可从他对于编辑《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亲切关怀中得到证实。一九六一年，在这本故事书的编辑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曾两次接见原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同志，指示他要把故事的序言写好。又反复审阅了其芳同志起草的序言草稿，从文字到内容，都亲自作了多处重大的增删修改。
上述一类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幽灵、魔鬼和形形色色的鬼魂形象，大多脱胎于古老的民间传说，其中不免掺杂着迷信的渣滓，但是它们的根子都是扎在各民族社会生活基层的文化沃土之中的，一经作家的加工改造，自然就会滋长出妩媚多姿的奇葩。还是鲁迅说的好：“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这就是说，它们在本质上就具有深厚的人民性，因而也是积极的现实主义的。
还应指出，在我国的传统剧目中，就思想性而论，凡有鬼魂出现的戏，大致有好坏两种基本倾向。坏的是宣扬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意识，散布蒙昧主义文化毒素。这类戏，除某些表演技巧外，确无可取之处。另一种，就是本文所论及的宣传反封建、反压迫，寄托反抗精神于鬼魂的伸冤报仇这类富有人民性的剧本。但是，在舞台实践中，即使对这类戏也应该具体分析。正因为它是好作品，改编和演出，就更要审慎对待，注意它的副作用。而为了切实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这类戏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还优秀文化遗产以本来面目。
今天，我们反映现代生活题材的艺术，当然不应再有鬼魂之类的虚幻的形象出现，因为产生这种艺术形象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早已不复存在了。我们的舞台应当再现新的一代最可爱的人的战斗形象，应当鼓励象《丹心谱》、《于无声处》和《有这样一个小院》等这类反映当代革命斗争题材的剧作大量涌现。然而，象《李慧娘》这类传统剧目，却仍然能给人以积极的艺术享受，并能帮助人们略知旧社会为人之苦，为人之难。我想，这对于丰富青年一代的社会阅历，激发他们热爱正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情，也是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