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人口的战略任务一定要完成——人大代表谈控制人口实现四化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控制人口的战略任务一定要完成
——人大代表谈控制人口实现四化
华国锋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搞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并把这个问题列为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必须抓好的十项工作之一。在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上，许多代表表示同意这个意见。他们提出，现在是到了拿出抓生产建设那样的劲头来抓控制人口增长的时候了。
人口一定要控制
代表们在讨论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在一定的生产水平下，人口增长速度的快慢，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快慢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
来自云南的代表赵增益告诉人们，这个省一九七八年的农业生产取得了建国以来少有的大丰收，但是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比二十二年前的一九五六年反而减少了九十四斤，为什么呢？原来在这个期间，全省的粮食产量平均每年递增了百分之一点七，而人口的递增率却达到了百分之二点四，人口的增长率超过了粮食的增长率。
四川省代表高未龙在会上介绍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个省的什邡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一九七○年的千分之三十二逐步下降到一九七八年的千分之二点六四，八年间少出生五万六千多人。把生产发展的因素除外，去年只是由于少生了这么多人，全县按人口平均占有的粮食就增加了一百二十八斤。
为了探讨人口增长的幅度对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有些代表仍以粮食生产为例，进一步算了下面这样两笔账：
第一是我国每人平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同经济发达的美国和法国之间差距的变化账。我国一九五○年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为四百七十九斤，分别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九和法国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一。二十六年以后的一九七六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美国只增长了百分之九十四，法国只增长了百分之九十八。按照这样的增长比例，我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应该是同这些国家的差距缩小了，但实际情况相反，差距却更大了。到一九七六年，我国每人平均占有粮食六百一十四斤，只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三，法国的百分之四十八点六。发生这种反常的变化，原因出在人口上：这二十六年间，我国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九，而美国只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法国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如果这期间我国人口不是增加这么多，而是象法国那样，只增加百分之二十七，那么一九七六年我国的人口就不是九亿三千多万，而是只有七亿多一点，当年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也不是六百一十四斤，而是八百一十七斤，同美、法两国的差距可以缩小许多，人民的吃饭问题比现在就要好办得多了。
第二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粮食的生产和分配账。到一九八五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计划八千亿斤，即比一九七八年增产一千九百零五亿斤，这是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但是，如果不控制人口，即使实现了八千亿斤的目标，平均每人的粮食消费量并不见得能增加多少，因为我国人口，如果按目前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到一九八五年全国将累计增加八千四百万人。按每人五百斤口粮计算，这些人就要吃掉四百二十亿斤，那就等于把增产粮食的百分之二十二吃掉了。相反，要是坚决控制人口，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每年递减千分之一，一九八五年降低到千分之五，这个期间则可以少生两千九百万人，一年少消费一百四十五亿斤粮食。
这里写的只是代表们讨论中讲到的人口增长速度同粮食增长速度的关系。实际上，代表们还从积累、就业、教育、住房、改善生活等很多方面，讨论了大量增加人口给国家、集体、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给实现四化造成一系列困难。大家结论是：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福利，人口非控制不可。
思想一定要澄清
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我国先后出生了六亿多人，扣除死亡的两亿人，总人口由五亿四千多万发展到九亿七千五百多万，增加得太多了。这中间有什么可以记取的教训呢？北京市人大代表辛育龄在小组会上说，解放初，当我国还是五亿多人口的时候，有的同志就提出了“节制人口”的主张。回过头来看，如果那个时候就采纳这个意见，采取相应的措施，我国今天很可能只有六、七亿人，各方面就不会象现在这么紧张。可惜，这个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说成是“马尔萨斯人口论”，遭到了批判。结果，我们今天不得不承受盲目发展人口的惩罚。辛育龄提出，什么叫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失业、贫困，归罪于劳动人民生儿育女，公然主张用战争、瘟疫、饥荒等残忍的手段减少人口，使人口同生活资料的增长相适应。这种反动货色同上面讲的“节制人口”的意见毫无共同之处。现在我们要完成控制人口增长的战略任务，必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重新研究人口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人大代表陈慕华也认为，澄清人们过去在人口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对我国有效地控制人口，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很有必要。她引述恩格斯的话说，社会生产，“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页）这说明，在贯彻“八字方针”、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对物质资料生产进行调节，也要对人类自身的生产进行调节，使两者比例恰当，有计划地发展。有人讲控制人口是什么“见口不见手，忽视人手的创造作用”。陈慕华代表针对这种议论，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手和口的辩证关系。
——手和口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作为物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问题，两者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是对立的统一。过去只强调人作为生产者的作用，讲人多生产多，而忽略了人还有一张口，人多消费也多。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今天，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显得更突出，人们生产的东西除自身消费和抚养家口以外，能够供给社会的剩余产品是不多的。
——人从出生到成长为能给社会创造财富的生产者，需要十几年以至二十多年。他们在这个期间是消费者，是国家、集体、家庭抚养的对象。人口增长越快，这部分需要抚养的青少年占的比例越大。不加分析地说“人越多生产者越多”是不符合事实的，而只能说人越多，潜在的生产者越多，现实的消费者越多，给国家、集体、家庭带来的负担越大。
——我们讲的物质生产者，是指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而且他要从事生产，要有先进的劳动工具和充分的劳动对象，否则也不能充分发挥物质生产者的作用。我们控制人口增长，正是为了积累更多的资金，使人民受到更好的教育，以便用更多、更好的劳动工具、更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把劳动者武装起来，充分发挥人“手的创造作用”。
措施一定要得力
人大代表钱信忠分析说，我国今后每年进入婚育年龄的青年男女都在一千万对上下，如果按现在的人口增长速度计算，到本世纪末全国就要有十三亿人。如果增加那么多人口，我们将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财力、物力用于抚养新增人口，那样势必会延缓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即使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一年就要出生两千万人，扣除六百万人自然死亡的部分，本世纪末仍然要增加到十二亿人。如果一九八五年把人口增长率降低到千分之五左右，当年净增的人口才能降到五百万左右。这就要求一对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钱信忠建议各级政府一定要重视这件大事。他强调说，现在是到了要象抓生产建设那样来抓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时候了。
康克清、罗秋月、刘云波、耿飚、诸懋午等代表，也都提出要切实控制人口的增长，每对夫妇“最好生一个”的意见。有些代表还说明，只要采取得力措施，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天津代表俞霭峰在讨论会上告诉大家，这个市今年一月明文规定要给只生一个孩子的父母以适当的奖励和生活上的照顾以后，市区生过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自愿不生第二胎的人数，就由去年底的百分之十二增加到了今年一季度末的百分之四十。
代表们认为，为了控制人口的增长，需要在领导上、政策上、法律上和卫生工作上都采取得力的措施。比如鼓励只生一个孩子，目前在国家还不富裕的情况下，给予的物质奖励还不可能很多，但决不能因为有困难而不给予适当的奖励和照顾。有的代表框算了一下，实行物质奖励以后，如果城市一年少生一百万人口，按把小孩从一岁抚养到十六岁计算，十六年累计下来，国家就少支出二十多亿元，家庭就少支出四、五十亿元，而奖励少生孩子支出的钱，最多不过几亿元。所以，这样做，从长远来看，花钱不多，却有利于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造福。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