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挽留不住的人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文学挽留不住的人
唐弢
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和植物学家蔡希陶青年时代都从事过文学创作，并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注意……
当鲁迅在日本放弃学医，开始从事文艺活动的时候，他的第一个设想是办杂志，准备介绍北欧和东欧各国具有反抗思想的作品。消息传开后，一个熟人连劝带刺的问鲁迅：
“你弄文学做什么！有啥好处？”
“弄文学的人知道学科学有用，这便是弄文学的好处。”鲁迅回答。
其实鲁迅并非反刺他，倒是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在他看来，科学是重要的，文学也是重要的，不过都得根据实际的需要有调节地运用它们。就在提倡文学运动的同时，鲁迅还曾写过关于科学的论文。
鲁迅谈到文艺和科学的关系时说，为使人类文明得到全面的发展，我们既需要物理学家牛顿，也需要诗人、戏剧家莎士比亚；既需要化学家波义耳，也需要画家、雕塑家拉斐尔；有哲学家康德，也得有音乐家贝多芬；有生物学家达尔文，也得有著作家卡莱尔。社会需要是多方面的，这是人类文明全部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
鲁迅讲这些话的时候二十七岁，正是他开始搞文艺运动，说“弄文学的人知道学科学有用”以后不久的事情。他自己确实是一个深知科学重要、积极提倡科学的文学家。当他从事文艺活动以后，无论是在写小说揭露旧社会病根，或是作杂文抨击反动派顽固的日子里，总是一面留意着科学方面的新发明、新创造，宣传推广，一面又鼓励别人研究科学，哪怕是在文学创作上已有成就的人，只要他们愿意献身科学，有可能为科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鲁迅总是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关怀他们。从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有两个人的小说创作先后受到鲁迅的热情赞扬，但他们终于走了和鲁迅相反的道路，放弃文学，去从事科学的研究：一个是中国猿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古人类学和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另一个是深入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决心发掘植物资源的植物分类学和植物栽培学家蔡希陶。
裴文中的故事发生得早一点，在二十年代中期。
他当时是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专业的一个穷学生，从故乡滦县来到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斗争的狂飙已经过去，生气蓬勃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潮还鼓舞着他。抱着热爱祖国的心愿，许多问题扑面而来：中国真的老大了吗？中国人的思想真的僵化到了不可救药了吗？他决定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一下这个古老民族的特点，因此选中了古生物学学科，一心一意地爱上它。不过贫穷时时困扰着裴文中。他和两个同学租住在一间简陋的公寓里，你有钱你帮助我，我有钱我帮助你，不分彼此，互相支援。有时穷到三餐不继，只得抱着个包袱上当铺。三个人分头弄钱。裴文中还到教会办的孔德学校兼课，钱不够，又向报刊投稿，什么都写。诗、散文、杂感、小说。他爱好文学，在二院（理学院）上课，常到一院（文学院）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略》。但裴文中本人在报上发表文学作品，却没有什么大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无非弄几个钱来换饭吃。他是当时流寓北京的许多穷大学生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一九二四年秋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盘据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用六个军的兵力分路进攻；以北京为立足点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派三路军抵抗，战事在山海关一带发生。滦县陷入火线。裴文中和几个同学得不到家乡的消息，奔走问讯，焦急万状，他将这种心情写入小说，题目叫《戎马声中》，登载在孙伏园编的《晨报副刊》上。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鲁迅也常为《晨报副刊》写稿，当时从全国各地到北京上学的青年，往往写些回忆童年，怀念故乡的作品，流露出一种饱含乡思的梦幻一样的感情，鲁迅称之为“乡土文学”。《戎马声中》写的是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文字朴素无华，感情真挚热烈。鲁迅十分重视，认为这也是“乡土文学”的一种，却别有信手写来，不事雕琢的好处。
裴文中是有文学才能的，北京大学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最方便的办法自然是继续写小说，做一个文学家，但他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当时地质调查所和外国人订立合同，在北京西南四十八公里的京西矿区周口店进行发掘工作，工作队有个空额，便由裴文中去补上。从此，他起早摸黑，环绕当地人叫做龙骨山的一座馒头形的山地活动，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踏遍了大大小小的洞穴。一九二九年春秋两季的发掘，都由裴文中负责，继一九二七年之后，这一年发现了更多“北京人”的臼齿和头骨碎片，说明人类祖先的确在龙骨山附近居住过。终于，一个重要的时刻到来了。十二月二日下午四点钟左右，在主洞偏北的下洞附近，找到了一个很完整的头盖骨。
五十万年前人类祖先的头盖骨重见天日了。这个消息立刻传遍全国，传遍全世界。随后，裴文中又找到许多石器、骨器、动物化石；还找到比“北京人”更接近现代人的“山顶洞人”的头骨。周口店提供了史前人类的模型，也留下一些可供悬想的他们生活的图景。裴文中根据研究心得，写了不少报告和论文，这些论文也象小说一样引起鲁迅的注意，因为生物考古学同样为这位伟大文学家所关心。一九三五年，裴文中去了法国，在著名史前考古学家步日耶教授指导下，得到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裴文中以后一直从事古人类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成为这方面有数的权威之一，并且象世界上几个著名学者一样，于一九五六年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荣誉。
接着便是蔡希陶的故事。
那是三十年代初期，当裴文中的学术报告开始受到国际上注意的时候，蔡希陶还是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的一名练习员。一九三二年，这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从四川宜宾出发，沿着金沙江——当地人告诉他这就是《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南征时“五月渡泸”的泸水——进入云南的昭通，又向西折回到四川的大凉山，和彝族奴隶主黑骨头订了盟。一个藏有各种各样植物的宝库的大门打开了！他采集标本，仔细整理，寄回北平。然后从大凉山南下云南，经过哈尼族、傣族、壮族、苗族人民居住的地区，直到红河南边的国境线上。两年多的见闻抵得上普通人的一生。如果说奇异的山花林木巩固了他研究自然的信念，那么，粗朴的风习人情又挑逗了他描写社会的欲望。蔡希陶爱好文学，常常独自写些什么，写得富于生活情趣。
从一九三三年起，通过陈望道的介绍，他向郑振铎、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投稿，短篇小说《普姬》、《四十头牛的悲剧》和《爬梯——一个赶马人的日记》，先后发表了；同时，又在《太白》半月刊上按期登载《四川的巴布凉山人》。他的语言精炼、独创，充满着边疆民族粗犷的气息。鲁迅是《文学》和《太白》的编辑委员，每一个陌生名字的出现，都曾引起他的注视和关怀。他读了《普姬》，读了《四十头牛的悲剧》，“蔡希陶”这个名字给他留下十分良好的印象，等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文学》第三卷第五期发表《爬梯——一个赶马人的日记》的时候，小说以粗鲁的生活语言表现边疆底层人民的善良和不幸，使鲁迅深深感动。他一面读，一面用红笔加上圈圈，对作者大胆的、熟练的、深入赶马人内心生活的描写表示无限的赞许。
一九三五年的一天，陈望道请鲁迅在外边吃饭，同席有个漂亮的年轻小伙子。
“这是蔡希陶。”陈望道介绍说。
“蔡希陶？”鲁迅带点惊疑的神情自言自语，然后定睛看着蔡希陶，高兴地说：“你的小说很有气派，我还以为作者是个关东大汉呢？却原来这么年轻！”
他们谈到川滇边境少数民族的生活，鲁迅知道蔡希陶是研究植物学的，回忆自己想编而没有编成的《植物志》，油然产生亲切的感觉。后来，蔡希陶又写了以植物的生活和斗争为主题的小说《蒲公英》。这篇小说表现了作者渊博的植物知识和细致的艺术感受，得到新任《文学》主编王统照热情的推荐，也得到文艺界普遍的称赞。
文学创作对蔡希陶的确有很大引诱力，但是和裴文中一样，他也没有选择这条路。几年来，吃野菜，住山洞，出入高山深林，同各兄弟民族的头人——奴隶主打交道，蔡希陶已经给采集到的植物标本编了一万多个号码，他必须对这些标本负责，对他正在发掘的植物资源负责，祖国丰富的宝藏召唤着他，民族伟大的历史使命正在向他招手。“七七”事变后，他肩负着这个历史使命，于一九三八年再次来到云南，深入各兄弟民族多年聚居的地区，深入开满了杜鹃花和山茶花的风景如画、人烟阒寂的从未开发的地区。
新中国成立，蔡希陶从人民政府手里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为祖国找橡胶树，他披荆斩棘，餐风饮露，出入沟谷雨林之中，终于在瑞丽找到两棵巴西种的三叶橡胶树，那是亚马孙河流域四十几种橡胶树中最好的一种；接着，又在孟连的丛林中发现二千八百株龙血树——过去认为只有非洲加那利群岛才有的血竭植物，和印度尼西亚生产的麒麟血藤有同样的疗效；以后，蔡希陶又为国家找到了土生土长的橡胶树，找到了生长最快的速生树“团花树”，找到了采石油用的“瓜尔豆”，找到了具有抗癌性能的“美登木”。
作为新中国的一位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有他自己的设想，有他自己的抱负，但他总是甜蜜地回味着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正是那一天，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又总是反复地念叨着周总理关于植物的谈话，正是那段话，成为他几年来整个工作的指南。周总理说：印度的恒河流域和埃及的尼罗河流域，过去土地肥沃，草木丰茂，有人类文明的摇篮之称。由于森林受到破坏，水土不断流失，后来终于成了沙漠。我国甘肃省敦煌一带，看来也是这样造成的结果。接着总理看定蔡希陶问：“西双版纳和撒哈拉沙漠从左到右形成一条直线，正好处在回归沙漠带上，你注意到没有？”
回归沙漠带？蔡希陶不是没有注意，只是不曾往那边想，不曾将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和撒哈拉大沙漠连在一起想。至于保护森林，防止水土流失，一定要小心开发，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前不久还读过美国植物学家理查斯写的《热带雨林》这本书。理查斯认为世界上郁郁苍苍的热带雨林，按照现在这样开发下去，终有一天会变成沙漠，也许就在这一百年内。鲁迅生前也曾对“林木伐尽，水泽湮枯”提出警告，他说：“沙漠之逐渐南徙，营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植物学家蔡希陶完全懂得这一点，也始终关怀着这一点。
不过，周总理的话仍然引起了蔡希陶的深思。这位植物学家认为：不尊重自然演替的客观规律，乱垦乱砍，人类最终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相反，只尊重自然演替的客观规律，听之任之，又毕竟无法使大自然更好地为人类日益扩大的需要服务。科学的使命在于：研究规律，利用规律，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从那以后，有关多层多种植物群落的试验，就成为蔡希陶领导的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的一项重点工作了。
他们划定二百亩地，选择枝干高矮，植根深浅，需要阳光和风力的程度不同的植物，种在一块，如橡胶树和大叶茶，一个挺拔，一个矮壮，组成“二层楼”。又如橡胶树、萝芙木和千年健，或者橡胶树、金鸡纳和砂仁，高低不一，层次分明，组成了“三层楼”。实践证明：在橡胶林里间种耐荫性或者喜荫性的植物，不仅土地利用率可以提高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而且在这些乔木、灌木、草本植物之间，从高空深入地底，形成一道虽不接触而仍相联系的城墙，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这样便更有利于保持水土，不使流失。
中国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和他的合作者们，根据几十年来实践的经验，在改造大自然方面，终于提出了这个人工培植多层多种植物群落的大胆设想。在国内，同时也在国际，都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创造，一个可以付诸实施的科学的发明。
裴文中从地下掘出一部人类古老的历史，不是几百年几千年前，而是五十万年前的历史；蔡希陶又为人类改造自然，生存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设计，展示了未来的绵延不绝的一个画面。虽然鲁迅没有见到他们全部的重要的成就，但是，这位伟大作家主张人类文明应当全面发展，既需要科学，也需要文学，可以从实际出发有调节地运用。他自己当年放弃科学从事文艺运动，自然也不妨有人走和他相反的路：放弃文学去从事科学研究。从鲁迅对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学和古人类学的精深造诣看来，从他当时直接间接地了解的裴文中和蔡希陶的专业才能看来，他的这种主张，决不是信口闲谈，随手写出，而是总结了人类文明的历史经验，完全经过深思熟虑的了。所以鲁迅尽管十分欣赏裴文中和蔡希陶的才气横溢的创作，但又认为：他们还有更加绚烂的一面。他们都是文学挽留不住的人。
“学科学有用”，鲁迅确实是一位深知科学技术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自己一直进行着精神生产的不朽的文学家。
（《鲁迅的故事》之一，本报有删节。本书即
将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