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读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读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胡其安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朱德同志六十寿辰时，周恩来同志在祝词中说：“亲爱的总司令，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遗著《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记述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六十岁以前的生平和时代。作者以文学家的笔触，勾划出旧中国社会的横切面。我们仿佛从中触摸到那个苦难时代的脉搏，以及朱德同志在那伟大的道路上留下的脚印。
史沫特莱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到达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延安的时候，就打算写这本传记，从那年三月到七月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她和朱德同志进行了几十次谈话，为本书准备素材。由于战争和动乱，作者一九四五年才有可能着手写作，直到她在一九五○年五月与世长辞，历时六年才完成。正如作者一九四六年从纽约给朱德同志的信里说：“这是一本不容易写的书，因为它不仅是您个人的生平，而且是您的贯穿着六十多年来中国历史的生平。”（见本书516页）。
“纯朴的历史好奇心”（本书《原出版者序言》）和作者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深厚同情，使这本四十万言的巨著具有很大的感染力。特别是由于本书的素材是朱德同志亲自口述的，所以，它自一九五六年出版以来，在西方学术界一直被列为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经典著作，堪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并列而毫无逊色。《伟大的道路》在全世界已出版了日、德、俄、法、意、西、丹麦、孟加拉等八种文字的译本。但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别的原因，本书的中译本直到今天才进入我国读者的视野。
史沫特莱对朱德同志的深厚的崇敬贯穿在全书的字里行间，这其实也是“一切与朱德接触过的其他人所共有的崇敬”（本书《原序》）。史沫特莱从朱德同志身上看到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一个佃农的儿子如何锤炼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的领导人。从她的叙述里，我们知道：自从朱德同志率领的部队和毛主席率领的部队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井冈山宁冈县砻市胜利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作为毛主席亲密战友的朱德同志，不仅在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立下不朽的功勋，而且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武库中的组成部分。由于朱德同志的谦逊，不少读者对这些可能是生疏的。
《伟大的道路》一书中的许多章节，对朱德同志有扣人心弦的、使人读之不忍释手的描写。这方面感人至深的，是朱德同志从青少年时期开始，贯穿着他光辉的一生的解放思想、摆脱各式各样的精神枷锁，永不停息地探索真理的精神。一九二二年，朱德同志去欧洲探索革命的道路之前，已经是滇军的一个旅长，但他弃之如敝屣。四川军阀杨森以“师长”的高位相邀，他不为所动。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富贵荣华，高官厚禄，而是中国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前途。朱德同志从半封建的西南来到半殖民地的上海，目睹人民深重的苦难，沉痛地说：“……我敢确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悲惨。”
朱德同志一九二二年在上海会见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时候说：“……中国革命到现在是失败了，俄国革命却获得了成功，俄国人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是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因此，他要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
朱德同志会见了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向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他相信入党后就可以“从此踏上新的革命的道路”。但陈独秀拒绝了他的申请。这时，“朱德默然不发一言，失望地听着。他敲了未来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本书175页）
一九二二年九月，朱德同志搭上一条法国轮船到欧洲去继续探索真理。到达巴黎以后，他了解到一批中国留学生刚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他还打听到“这批学生的主要组织者据说是一个名叫周恩来的人——就是后来和他的战友陈毅、聂荣臻、李立三、李富春和蔡畅（李的妻子）回国创造中国历史的那个人”。
本书177页）这时周恩来同志已到柏林去组织另外的支部。朱德同志打听到周恩来同志在柏林的地址，就马上坐火车到柏林，当时朱德同志疑虑重重，担心会同样遭到拒绝。下面是史沫特莱对这两位未来的中国革命领导人的会见的描写：
“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们（当时和朱德同志一起会见周恩来同志的还有孙炳文同志——本文作者）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两眼闪着光辉，面貌很引人注意，称得上清秀。可是，那是个男子汉的面庞，严肃而聪颖，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本书177—178页）
朱德同志向周恩来同志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经历，诚心诚意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作者叙述周恩来同志耐心地听取了朱德同志的自我介绍后，“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
（本书178页）
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在朱德同志的生命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作者在这个方面的描述娓娓动人，感人至深。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自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江西苏区实行第二次大围剿到史诗般的长征开始这段历史，在本书是一个空白。作者为什么回避了中国革命的这一历史时期，这只能由史沫特莱的研究者去回答了。
另外，本书在写作上给人以前紧后松的感觉，在材料的取舍，写作的质量诸方面，似乎有欠均匀。特别是一九三一年以后的描写，显得颇为单薄，不如前部那样扎实而又富于文采。这个缺陷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作者是在政治上受迫害、生活缺乏保障和健康状况日益衰弱的情况下从事创作的。特别是写本书结尾部分的时候，她胃癌发作，是忍着极大的痛苦写完最后的章节的。其次，据史沫特莱在她所著《中国的战歌》一书指出：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到七月间，她把一九三四年以前朱德同志的生平作了记录。一九三八年一月，作者在山西抗日前线和朱总司令告别后，就不再有机会见到朱德同志。因此，一九三四年以后的历史，主要是根据第二手的材料写的。一九四○年以后，史沫特莱因健康上的原因离开中国，脱离了中国当时的斗争现实。生活本身是作者进行创作的源泉，离开了中国的生活现实（这不是作者本来的意愿），本书后部出现美中不足之处，我们是不能苛求于作者的。
尽管如此，《伟大的道路》仍然不失为一本中国革命史的巨著。按照史沫特莱生前的计划，这只是朱德传的第一卷，她期望来中国完成第二卷，但不治之症夺去了她的生命，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值得高兴的是，《伟大的道路》中译本和我国广大读者见面的时候，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国人民摆脱了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统治，正在沿着四个现代化的道路迅跑。隔着太平洋相望的两个国家的伟大的人民被人为地分隔开来的历史错误，终于得到了纠正。史沫特莱的名字将永垂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史册，而她留给我们的朱德传——《伟大的道路》，将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历史见证。朱德同志和史沫特莱死而有知，当会含笑于九泉吧！（附图片）
我们的朱总司令〔石膏版画〕 秦胜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