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奋斗才有希望——看话剧《沉浮》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要奋斗才有希望——看话剧《沉浮》
苏叔阳
山东省话剧团演出的话剧《沉浮》，是一出好戏。它深情地歌颂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歌颂了那些不畏艰险、不惧强暴，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而献身的科学家。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尽管还有艰难曲折，但它终究会胜利！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阻挡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它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感染观众，鼓舞人们在任何困境中都不要绝望、不要彷徨，即使面临沉没的痛苦，也要有浮升的希望；要面对困难，勇敢奋斗，因为希望正存在于奋斗之中。
这出戏通过海洋生物学家东方骥骅的命运来展示这一深刻的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东方骥骅正侨居国外，是誉满四海的学者。他热爱祖国，日夜思归，但却受到侨居国当局的种种阻挠。他的妻子背离了他，幼小的爱女也落海失踪。正当他处在绝境的时候，敬爱的周总理以两名战俘相交换，把他接回祖国。东方骥骅在党的关怀下，为祖国的海洋科学做出巨大的贡献，但也受到“四人帮”的摧残迫害。周总理再次保护他，使他在困难中继续科学研究。然而，斗争并未结束。“四人帮”迫害的黑手再次伸向东方骥骅，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尽一切可能保护党的干部和科学家。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一盏明灯熄灭了，周总理与世长辞。东方骥骅刚刚找到的女儿也被害死，自己又一次面临沉没的危险。但是周总理的精神使他在困境中抬起头来，勇敢地奋斗下去。这是一个悲壮的故事，但绝不让人气馁；这是一出催人下泪的活剧，但又时时让人感奋。
这出戏塑造了敬爱的周总理的光辉形象，特别是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重病之中的周总理感人至深的形象。写周总理的两场戏，特别是总理病房一场，是全剧中闪耀出夺目光彩的明珠，成为支撑整出戏剧的柱石。这场戏写得深沉悲壮而又亲切质朴，庄严肃穆而又细致委婉。它那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使人久久不能平静。可以想见，作者是怀着对周总理深挚的热爱和无尽的悲悼之情来创作的。他们没有停留在重病之中的周总理还在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具体事例上，而是更多地表现这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精神境界，写出他博大的胸襟，深邃的思想，鞠躬尽瘁的作风，永不悲观的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周总理对工作、对同志、对野心家的不同态度，和一些具体而微的事件来展现的。也就是说，通过真实的细节描写，成功地调动起观众的想象和情感。这场戏是那样感人，使观众为病中的周总理感叹唏嘘。运用群众熟知的真实的细节，来塑造亲切感人的领袖形象，而不是人为地在他们头顶加上光环。这场戏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东方骥骅的形象也是成功的。编导者没有故意拔高他的思想，也没有为他铺展顺利的道路，而是按照他个性的逻辑，在一次又一次政治和生活的风浪中，展示他的内心世界，写他的彷徨，他的苦闷，甚至于他的绝望。正因为如此，这个人物才真实可信，也才多方面地展现了这位科学家的性格，透射出他心灵的光辉，也才较深刻地通过他体现了剧本的主题。遗憾的是，作者偶尔地偏离了对于这位科学家内心世界的描述，而追求强烈的外在的戏剧冲突，以致于出现了“凤尾岛”一场比较“泄劲”的戏。这场戏，写了科学家被劳改，支持他的党委书记被审查。有拳打脚踢、疾病折磨、过堂审问、小丑跳梁，动作性是很强的。然而它冲淡了深刻的戏剧冲突，使我们看不到东方骥骅精神上巨大的痛苦，体验不到他内心深处的层层波澜。在风格上，也同深沉悲壮的颂歌基调不和谐。写到这里，想起一些外国戏剧家曾说我们一出戏的材料够他们写五出戏的话来。我想，这是有道理的。除了我们剧作者怕被指责“偏”而不得不写“全”以外，有时候，不是十分珍惜地使用材料，挖掘不深，追求过多的外在动作，而忽略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示，恐怕也是个原因吧。
这出戏的语言也是颇有特色的。由于主人公是曾经留学国外、术有专攻的科学家，因而他的台词是充满引喻、富有哲理、逻辑性强又有外国文学味道的语言。它的个性化的语言，既能贴切地表现这一人物，又能给观众以语言艺术的享受。话剧语言必须来自生活，符合人物的个性，否则剧中人一律大念散文诗也给人不真实之感。这出戏，东方骥骅与华裔女律师南明珠的语言就互有差异，而他们又与劳动者、革命者金嫂有迥然不同的语言。戏中的周总理的生活化的语言，又常常有深厚的哲理，历史的典故，风趣的诙谐，合乎人物的个性。特别是，这些不同的人物的语言又统一在悲壮颂歌的戏剧基调之中，这是难能可贵的。
这出好戏也还存在着不足之处。除了结构上有可以调整增删的地方之外，一些人物，例如反面人物康家骏也还有脸谱化、简单化的毛病。我想，即使写反面人物，也应该按照他自己的性格逻辑、思想方式来顺理成章地展现他的内心，而不应该使他成为某种理念的化身。
值得商榷的是珍珍这一人物的结局。珍珍在知道自己敬爱的老师东方骥骅就是自己的生身父亲，父女相认的时候，却被“四人帮”的走卒康家骏杀害。这样的结局，给人一种过于雕琢的虚假之感，而且大大损害了全剧的艺术感染力。从珍珍的个性和她所处的规定情景来看，似乎她应该有另一个命运的终结。珍珍发现了康家骏偷走了东方骥骅记有和周总理谈话以及自己感想的小本子，又知道康准备以此陷害东方骥骅之后，为了不使敬爱的老师入狱，而被迫答应嫁给康家骏。婚礼之后，康却违背了诺言，烧掉了复制的小本子，依然要把正本作为“罪状”。她的老师和爱人却不能理解她而同她决裂。这个纯真的姑娘，有苦说不出，斗又斗不过，拯救老师而不能，却白白牺牲了自己的清白；而这个面临绝境的老师又是自己失散了多年的父亲。此时此刻，她以死来保卫自己的圣洁，反抗“四人帮”的淫威，才是她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才会有更强烈的艺术效果，也才能使这出悲壮的戏保持完整的风格。可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珍珍忽然由自杀变为被康家骏杀死，这既无助于珍珍和康家骏这两个形象的完成，又损害全剧的艺术力量，实在值得研究。在文艺作品中，一个角色的性格发展，有自己权威性的逻辑。一个典型形象只要站起来，他就要顽强地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走向终结，谁也没有办法。人物的喜怒哀乐，生死荣辱，有时候连作者也不能左右。作者被自己所写的人物个性逻辑所征服，不得不改变自己为人物预想的命运，是常有的事情。（也许，自杀的事在今天写来颇会招至责难。然而，生活中被“四人帮”逼死的事还少吗？一个那么有充足理由要活下去的活泼泼的生命，在幸福来到的那一刻，却不得不自己结束掉年轻的生命，这不是对那些逼她走上死路的“四人帮”及其走狗们的最强烈的控诉吗？她在死前剖白她的衷肠不是一场绝好的戏吗？这不正是这出戏强烈打动人心之处吗？）听说，剧本原来就是珍珍以自杀而告终。现在又改成这样结局，实际上减少了对康家骏及其主子们的控诉与批判，而且给剧本留下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杀人犯康家骏怎么办？舞台上的人们为什么明明知道康家骏是凶手，谁也不去追捕，反而兀立室内大发感慨。幕，这时候是闭不上的。观众想看到捉住凶手，这才顺理成章。只有珍珍被迫自杀，人们才能发那种感慨，东方骥骅也才能决心走一条与珍珍不同的路：勇敢地活下去，奋斗，在沉没的痛苦中，孕育起浮升的希望。
以上自然是浅薄之见。但我想，一个好作品大约也常有东方骥骅的经历。连作品中子虚乌有的人物，他们的命运甚至他们的死法也要受人指教和规定。可见按照艺术规律进行艺术创造，并非易事，还必须有一个艺术民主作为前提。今天，人们对文艺的现状还是不尽满意，满怀热诚地期待着百花的盛开。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一定会到来，这是大有希望的。然而，希望存在于奋斗之中，要奋斗才有希望，也才会把希望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