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德湖畔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战地

布莱德湖畔
叶君健
布莱德不是一个小镇，也不是一个山村，而是一个湖——一个在山上的湖。周围一块半圆形的地带就是因它而得名，成为一个游览胜地。它位置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境内，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西端。从这里可以望见阿尔卑斯山名叫尤里安的一段，那里最高的山峰特里格拉乌高达九千三百多英尺，它白皑皑的尖顶直接插入云端。这里还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名叫卡拉宛根的那一段，它的最高的山峰荷赫斯吐尔也有七千三百多英尺高，同样是终年积雪。就在这个湖东北边那个半圆形的地带上，耸立着两个近代化的旅馆，每个旅馆设有三百多张床位。谁也不会相信，在这个清幽的山间湖畔，每天居然有那么多的游客来观光，而且还要在这里住上几天——因此每个旅馆天天总是客满。
没有想到，我也成为这里的一个旅客。我们——黄钢同志和我是五月九日早晨八点半钟从北京起飞的。由于时差关系，到达南斯拉夫得减去七个钟头，因此飞机在贝尔格莱德机场降落时，表上的指针还不过是刚刚指向下午一点。在机场休息室喝了一杯汽水后，我们就又登上另一架飞机，向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首府卢布尔雅纳进发。到达目的地时，斯洛文尼亚笔会中心的副主席、剧作家米洛西·米根同志已经在机场等候。时间是那么紧，连到市区去观光一下的机会我们都得放弃了。我们坐进他的汽车，由他开往位置在北边百里路之外的湖区——这就是布莱德。当我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安顿下来以后，打开窗子一看，布莱德湖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湖水远望去蓝得发青，使这个新月形的小湖看上去象一个海湾。从我所站立的那个方向——东北——远眺，它也确实象一个海湾，因为在它的西南一端出现了一个小岛，它堵住了再向前展望的视线。这形势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使人觉得小岛的另一端就直接通向大海。岛上有个古教堂。这时天色已晚，湖上逐渐升起一层薄薄的烟雾，它在教堂伸入云霄的尖塔周围缭绕，更使人作出许多遐想。从这儿把视线再沿着对岸的群山向东北方转移，便又可以看到另一个古教堂，但它不再是立在湖上，而是站在一个悬崖之巅。它的样子显得有些孤零，但却也给人一种苍劲之感。它不时在向人们提醒它的存在：它的钟楼在传出那多少世纪以来就已经形成了习惯的晚祷钟声——当然现在时代不同，再没有人到那里去作晚祷了。这钟声在这幽静的山区，引人作出一些更漫无边际的遐想。我不相信，这天早晨我还在人烟稠密的北京。我当时就觉得好象是置身在一个童话世界。
当然我还是在人间，而且是在一个国际社会形成的人间。晚祷钟声过后，我看了看表，时间已经是晚六点半。当晚布莱德所属的拉多乌里加公社议会主席要在这里举行一个招待会，招待从世界许多国家到来的作家代表。原来由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作家协会和笔会中心联合召开的国际作家会议就在这里举行——精确地说，会场就在我们所住的旅馆的大厅。我们这次就是应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前来参加这个会的，不过我们已经晚到了两天，正式会议已经在这一天开始了。这个地区的领导人这时才举行招待会欢迎各国来的客人，是否还有等待我们中国作家到来参加的意思，我们当然不敢做这样的推测。不过作为多年第一次来到南斯拉夫的中国作家，我们确实受到东道国各方面人士热情而又诚挚的欢迎。
招待会在旅馆后山上的一个房子里举行。我一走出旅馆，便看见来自世界许多不同地区的作家，也从旅馆里漫步出来。他们三三两两，边走边谈，向山上步去。大家很快就汇集在伸向招待会的会场的一条路上。虽然我们彼此都不认识，但到底是“同行”，共同的语言不少，我们无须介绍就攀谈起来，而且还谈得相当投机，因为有许多话题我们早就有所考虑，甚至在某些看法上还有同感。就我个人而言，我们一交谈起来，还有“他乡遇故知”——特别是那些从西欧来的作家——的感觉，因为我们在欧洲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因此我们一开始交谈就一点也不感到生疏。招待会上的气氛非常热烈和友好。参加的作家一共有一百来人，代表二十三个国家，当然南斯拉夫几个共和国的代表还不计算在内。在这样一个清幽而又有点古朴感的山间湖畔，确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
第二天我们正式参加大会。会议的议题有两个：“文学作为普遍主义的工具”和“文学作为人民之间的桥梁”。“普遍主义”这个名词直译出来是“宇宙主义”（universalism）的意思。按照大家在发言中所表达出来的阐释，我们对于这个词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人类发展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考虑问题已经不能再单纯从个别国家或民族出发，而应该把世界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即所谓“宇宙主义”。文学在促进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团结方面起着桥梁作用，因而也是促进“普遍主义”的一种有效的工具。但文学作为这方面的有效“工具”究竟应如何理解，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自然也有我们的解释。我们在大会发言中，结合人类历史的发展，引用了歌德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两段话，来说明我们的观点：
“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民族文学’这个词现在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临近了。我们要努力加速它的到来。”（歌德在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与爱克曼的谈话）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当然这两段话是在蒸汽机时代说的，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实际的生活更证明了这两段话的正确性。文学不单是一个“工具”问题，还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它现在在向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发展：“世界文学”。但我们在发言中同时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学。相反，我们更应该发展我们各自的民族文学——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的水平。我们所应该放弃的是我们从旧时代所继承下来的那种片面的、狭隘的观念或者大国沙文主义和对自己国家文学所持的那种狂妄自大的态度——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也并不是完全不存在。我想，我们现在所指的‘世界文学’就是世界各国人民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学的总和。”
当然我们只是各抒己见。我们所表达的这种看法，别国的作家也不一定同意，也没有要求他们同意的必要——不过事后了解，绝大多数与会作家，不论来自东欧或西欧，都同意这个观点。他们的发言自然也是如此。的确，会场上的气氛倒是颇有点“百家争鸣”的味道。好在这只不过是一个作家交换意见的集会，并不要发表宣言或作出决议。大家意见虽然不尽相同，但正如我们在我们发言中所指出的，目的基本上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大家都希望共同努力，“使我们能创造出一个更合理、更公平、更繁荣、更有文化的新世界。”所以整个说来，会议厅里一直是洋溢着一种同行的谅解精神和友谊。
整个会期前后一共是六天，时间不算太短。但我们却觉得日子过得非常快。这是因为每段时间都充满了活动，中间很少间隔——对于我们中国作家来说，尤其是如此。我们一离开会场，总有许多不同国家的作家走过来和我们交谈。有些南斯拉夫的作家由于在一般情况下找不到机会，就在我们吃饭时走过来，很有礼貌地问：“我可以和你们坐在一起吗？”他们或者和我们共餐，或者叫一瓶啤酒——如果他们已经吃过了饭的话，坐在一起和我们交谈。当然我们交谈的范围也不限于文学。我们还接触到许多其他的问题，如中南人民的共同友谊和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体验过的相同的经历。我们的交谈越深，我们就越发现我们两国人民确是具有不少的共同点。
我们这样的接触，整个说来，范围还是有限。但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和其他个别共和国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却使我们能有机会和更广泛的南斯拉夫人民见面。他们安排了好几次电台访问和两次电视访问——每次电视访问的时间总不少于四十分钟。有一次电视访问还特别安排在美丽的布莱德湖上，让周围的风景给我们的交谈提供一些富有诗情的背景。游艇在清平如镜的湖水上荡漾，微风徐徐地从侧面吹来，倒真使人觉得好象是置身于一种诗的境界。我们不得不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作家在这里所得到的一种特殊待遇，而我们为此也感到骄傲，因为这也是南斯拉夫同志们对我们一种深厚感情的表现。
不难想象，我们离开布莱德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多么感到依依不舍。这里的湖光山色，这里的晚祷钟声，这里我们所遇见的南斯拉夫朋友和他们从各国所请来的作家们——包括他们的举止言谈和音容笑貌，就是在我写这篇散文的时候，犹历历如在眼前，好象这一切都发生在今天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