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苏联全球战略态势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一九七八年苏联全球战略态势
编者按：这里摘译的两份材料，值得参考。前者对一九七八年苏联加强军事力量，进行全球扩张的战略态势，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后者则着重探讨了苏联在中东和东南亚争霸的形势。这些材料用大量雄辩的事实，证明苏联不论在争夺军事优势上，还是在推行全球战略上，都一再取得进展；同时也指出不利于苏联的发展趋势方面，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加强，对苏联战略部署和侵略扩张的不断打击方面。总的来说，苏联得分较多，但也有所失，而且得而复失，是反复变化的。因此，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更有效地打击战争势力，遏制霸权主义的扩张势头。
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一九七八年战略研究》一书中关于《苏联》的一节，摘要如下：
西方称做中东、北层和印度洋的地方，对莫斯科来说则是西南亚、南层和南方海域。苏联一直重视它外围的这些地区，而在一九七八年期间，这些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加上苏联的随机应变的做法，使得该地区的“力量对比”变得比较有利于苏联。但是，另外的一些事件却不那样合乎克里姆林宫的心愿。美国和日本都靠近了中国，东欧也出现了新的棘手问题，苏联领导人现在又面临着变化不定的国内前景和政治前景。
苏联领导人不断加强苏联的军事力量，一九七八年也并不例外。据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态势报告说，苏联继续对它的战略力量实行现代化：增加了大约一千枚新的弹头，提高了导弹的命中精度，这样，苏联就更加接近于实际拥有一种摧毁美国陆基导弹的打击力量了。海军飞机的数字表明了苏联在迅速发展的另一个方面：苏联向世界各地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增强了。尽管苏联因为继续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百分之十一点四用于国防而造成经济困难，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放松了扩充军备。
然而，这样大量地投入力量扩充军备，却不可能防止苏联同它的各个主要对手的关系恶化——事实上，苏联加强军力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恶化，促进人们广泛地认为不祥的威胁来自莫斯科。同中国的关系方面，苏联非但没有作任何努力去改善关系，而且在事实上，在一九七八年，已经把更大一部分军事力量部署在苏中边境上，用导弹和先进的武器装备加强了那里的四十三个师。
对莫斯科来说，比它同中国的双边纠纷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同日本和美国形成了更密切的关系。苏联再一次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它自己政策的受害者。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其内容包括了苏联领导集团一直反对的“反霸权”条款。塔斯社把这件事说成是“对亚洲的稳定造成威胁”，实际上，这件事显然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一大挫折。
莫斯科同样感到担忧的，还有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愈加密切的前景。勃列日涅夫主席六月二十五日在明斯克讲话时提醒美国“这是一种近视而又危险的政策，它的策划人可能会深感后悔的”。苏联的压力再次证明是无效的。美国和中国宣布了关系正常化，（中美）联合公报中也有“反霸权”条款。
苏联同美国的关系中，还有同中国无关的棘手之处。缓和对苏联来说，与其说是令人满意，不如说是令人沮丧。莫斯科指责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优柔寡断，自相矛盾”，把主要的责任归咎于“反对缓和的分子”。其他还有一些问题，例如人权，在第三世界斗争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利用美国的经济杠杆来影响苏联内外政策的考虑等等，都使苏联恼火。
在军事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宣布了长期防御计划，这项计划反映了西方盟国中间多年未曾见过的合作的程度。西方国家越来越一致地认为，为了确保欧洲安全，在采取任何军备控制措施的同时，都必须获取新的武器，以同苏联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保持平衡。
在这一年中，这些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被一些具体的进展所抵销。苏联改变了它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政策，为苏联同土耳其签订《睦邻和友好合作原则》声明铺平了道路。勃列日涅夫访问了波恩，同西德签订了一项长期经济合作和工业合作协定。这次波恩之行，以及葛罗米柯外长十月在法国的成功的会谈，反映了苏联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一缓和同美苏之间时起时伏的全球关系分隔开来。
尽管苏联因此而缓和了它同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关系，但是它同其他共产党和东欧共产党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却出现了新的困难。虽然西欧共产党对苏联和古巴在第三世界的活动给予了一些支持，而且在贝林格十月访问莫斯科以后同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有了改善，但是欧洲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关系之中存在的基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对比之下，苏联的对外政策在第三世界进展得最顺利，印度洋西北角发生的事件尤其证明对它有利。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新关系，在十一月二十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时达到了高潮。南也门六月发生政变，苏联开始使用亚丁的海空军设施，它们基本上取代了苏联原先在伯贝拉所能使用的这类设施。阿富汗新政权成为苏联最新的一项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字国。这些事态发展，加之西方在伊朗的地位的急剧恶化，使苏联在这个关键性地区的利益得到了增进。
在中东，苏联对于如何行动还拿不定主意。戴维营会谈以后，阿拉伯“拒绝阵线”国家的领导人相继走访莫斯科。柯西金总理把“拒绝阵线”的立场称为“防止萨达特政策的危险后果的重要政治步骤”。勃列日涅夫谴责戴维营协议。但苏联拒绝重新武装叙利亚一事，使它同大马士革的关系紧张多了。
在别处，紧张迹象不这么显而易见，越南成为经互会的最新成员，同苏联签订了正式的友好合作条约，并在入侵柬埔寨过程中接受苏联外交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苏联也给它的非洲盟国撑腰。它还继续给在罗得西亚作战的爱国阵线游击队提供军事援助。这一年里始终未能找到一个和平解决罗得西亚危机的办法，而第三世界又广泛支持黑人民族主义者，所以当这一年结束时，并没有什么因素能促使苏联改变其对南部非洲的政策，或者参加由联合国安理会五个西方成员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西德、美国）发起的一系列谈判。
这一年，勃列日涅夫继续巩固他的权力，但同时也可能加重了这个国家面临的长期的领导人问题。持不同政见和反抗中央当局的现象造成了另一种政治问题。美国政府又一次表示支持一些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持不同政见现象——它反映出民族、地理、文化和宗教的力量——这可能将证明是苏联国内的一个更难对付和更持久得多的抗争源泉。一九七八年，中央政府被迫放弃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实行新宪法，因为新宪法缺少正式承认当地语言的条款。这个问题引起的抗议，只是这个国家里许多少数民族长期反抗中央“俄罗斯化”企图的最新表现。人口统计方面的趋势表明，这种紧张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恶化，而不会减缓。今天，在苏联总人口二亿六千万的数字中，俄罗斯人大约占半数，所有斯拉夫人加在一起则占三分之二。但整个斯拉夫人口的增长率，只相当于居住在中亚细亚和高加索等地区的五千万穆斯林和其他非斯拉夫民族的人口增长率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到本世纪末，斯拉夫人很可能将发现在苏联境内他们已处于少数，那时苏联从人口统计上看，与宗教信仰和本民族文化有强大联系的那些民族将占主导地位。对于一个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中央集权基础之上的领导集团来说，这种趋势既是有讽刺意味的，又是危险的。
一九七八年苏联粮食收成约二亿三千五百万吨，创历史纪录，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大都达到增长指标。不过总的说来，原五年计划中确定的一九八○年各项指标，看样子大部分将无法完成。经济发展和公民收入根本不能与莫斯科的军力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