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思想理论战线的最前线——悼邓拓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战斗在思想理论战线的最前线
——悼邓拓同志
陈克寒 李 筠
邓拓同志含冤于九泉之下，已十三个年头了。这位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紧握手中的笔，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了一生，同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和歪风邪气斗争了一生，为党的新闻宣传和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万万没有料到，用犀利的笔打了一辈子仗的邓拓同志，却被敌人的笔杆子所杀害；毕生反对文化专制的英勇战士，竟然死于现代文字冤狱之中。株连所及，全家被扫地出门，子女被迫改名埋姓，因“三家村”冤案而遭受迫害者遍于九州。这个历史的大悲剧，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然而，当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邓拓同志饮恨而去的时候，我们这些“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同案犯”，竟都被剥夺了任何稍寄哀思的可能。今天，在党中央领导下，邓拓同志长期蒙受的无辜奇冤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三家村”冤案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满腔的积愤终于可以一吐，对邓拓同志的怀念终于可以倾诉了。
邓拓同志是福建闽侯县人，十八岁投身革命，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三七年来到创建不久的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年十二月十一日，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受命创办了《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在解放区的新闻史上，《抗敌报》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里创办最早的党报之一。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和人民解放的道理，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普及于边区军民，对于团结人民，鼓舞斗志，坚定胜利的信心，促进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晋察冀日报》和报社编印的《实话报》，还通过各种渠道发行到平津等敌占区，配合党的地下工作，向敌占区人民宣传党的主张，成为插入敌人心脏的匕首。
邓拓同志是一位久经战争考验的坚强战士。他以顽强的斗志和简陋轻便的器材，在游击战中坚持“八头骡子办报纸”，活跃在连年频繁的“反围剿”、“反扫荡”的第一线，战斗在“无人区”、“游击区”，同敌人周旋于“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之中，常常在敌人鼻子底下坚持编印报纸。邓拓同志曾说过：“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坚持出报”。在战火中办了十年六个月零三天的《晋察冀日报》，先后牺牲了二十几位同志，邓拓同志也曾险遭不测。象这样提着脑袋在枪林弹雨中办报，在任何险恶的情况下永不停刊，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罕见的奇迹。
邓拓同志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宣传者。他一贯热爱毛泽东思想，十分珍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他写过许多社论、文章和诗词，热情地宣传和讴歌毛泽东思想。当他第一次读到《新民主主义论》初稿时，激情地写下了这样的诗篇：“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城绕指到眉端。阵图开处无强敌，翰墨拈来尽巨观。风雨关河方板荡，运筹帷幄忘屯艰。苍龙可缚缨在手，且上群峰绝顶看”。邓拓同志热情地歌颂毛泽东同志的雄才大略，高度地评价了这部指点江山的巨著，一片对中国革命的赤胆忠心跃然纸上。试问谁能相信它是出于什么“三家村黑帮”之手呢？
邓拓同志主持的《晋察冀日报》，不仅是报社，而且是新华通讯社分社，又是出版社。它印刷出版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特别是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在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由邓拓同志编辑出版了有五个分册的《毛泽东选集》。这部书出版于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之前，是我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同志的选集。虽然，它同后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相比较，内容没有那么完备，印刷也并非精美，但是，它立下了开创的业绩，在当时，对于推动敌后根据地整风运动的开展，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部选集卷首的“编者的话”，出自邓拓同志的手笔。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按照理论与实践，阶级、政党、群众、领袖的辩证关系，突出地写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他指出：“在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中”，我们“才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在与党外各种反革命思想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中，生长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和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并得出结论：“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这篇“编者的话”同后来“七大”通过的党章的精神完全一致，它充分说明了邓拓同志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态度，也说明了邓拓同志很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宣传者。
但是，恶犬总忘不了狂吠。一九四七年曾混迹于《晋察冀日报》，后来乱党乱国的张春桥，当时一见到从陕北来的素不相识的同志，竟大告邓拓同志的黑状，胡说怪话，搬弄是非，进行诬蔑和诽谤。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奇怪和惊讶。后来才知道，张春桥之所以背后中伤邓拓同志并非偶然，这里存在着深刻的原则分歧。张春桥那时就向报社的编辑记者鼓吹“寻章摘句”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庸俗化方法；他认为，背下几句语录，就可以得心应手地到处应用，写出妙文。而邓拓同志坚决反对这种错误作法，强调必须系统地读马列原著，从中学习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此必须刻苦读书，打好基础，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投机取巧。邓拓同志还认为，这是对待马列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邓拓同志受命主持党中央机关报，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在此期间，他忠诚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切切实实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党的外交路线，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对党的各项工作都作了有力的配合和推动，发挥了报纸的重要指导作用，使《人民日报》真正成为党中央的喉舌和联系群众的桥梁。那时的党报办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威信。这与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那个狗屁不通的报痞把持《人民日报》时那种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谎话连篇，空洞无物，万马齐喑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的人说，邓拓同志在《人民日报》工作，犯了原则错误，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一九五八年八月，邓拓同志调离《人民日报》时，邓小平同志曾亲自到报社讲话，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充分肯定了《人民日报》的工作。邓拓同志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邓拓同志是我们党的卓有成就的宣传家、政论家。他的办报思想非常丰富，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特别强调群众办报。他一贯主张绝对不能关起门来办报，编辑记者必须深入到实际中去，同各个阶层的人交朋友，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与他们“通血脉，共呼吸，心连心”。报纸一定要做“热心人”，不能回避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编辑记者不是生活的旁观者，而是生活的参加者，要同干部群众一起生活、斗争，同社会建立广泛的联系，成为社会活动家。如果长期关在办公室，新闻感就没有了。只有开门办报，才能避免人云亦云、空话连篇的可憎面孔，才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生动的实际，创出一条新路来。邓拓同志自己经常深入实际，带头采访和调查研究，对现实生活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具有敏锐的眼光。
邓拓同志主持报刊工作，前后近三十年之久，但是，他永远是一名普通的编辑记者，没有当一天“新闻官”。他一生中写的社论、文章、通讯报道有几百万字。他一贯强调，做新闻工作切忌作官，从总编辑到编辑、记者到练习生，都应不断地写文章。记者不论担任了什么职务，组长、部主任也好，编委、总编辑也好，对报纸来说，都是本报记者，应该不断地写东西。总编辑、编委不写东西，又何以说服记者呢？他主张，应该写篇文章骂骂那些新闻官。他指出，可惜有的人把新闻工作的岗位当做“官儿”来作，光坐在屋里开开会，动动嘴，而不写文章，这是不适宜于做新闻工作的。记者一定要不断地写东西，“投笔从戎”可以，“投笔从官”不行，“新闻官”一定要反对。邓拓同志认为，一写东西，就会逼着你去关心实际问题，研究各方面的政策，逼着你去学习，逼着你改进作风，因为，高高在上的“新闻官”是写不出东西来的。林彪、“四人帮”把持新闻界十年之久，把新闻事业糟蹋得不象样子。今天重新回忆邓拓同志的这些主张，感到他说得多么好啊！
一九五八年，邓拓同志调任北京市委书记，主管宣传文教工作，并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杂志。当时，思想理论战线上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倾向。陈伯达、张春桥之流煽起了极“左”思潮，共产风、浮夸风一时甚嚣尘上，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面对这种情况，邓拓同志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团结一致，对这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彭真同志亲自主持下写的《前线发刊词》，提出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和各种歪风邪气。这篇《发刊词》一直是《前线》杂志和北京市工作的指导方针。邓拓同志还组织市委负责同志写了多篇文章，他自己也连续撰写社论，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阐述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根本原则，推动北京市的各项工作健康地向前发展。
一九六一年起，邓拓同志开始写《燕山夜话》，并与吴晗、廖沫沙同志合作撰写《三家村札记》。在那些杂文中，有许多篇是针对时弊而发的，批判了各种错误倾向和歪风邪气，其锋芒主要是指向极“左”思潮的。
林彪窃取军委大权以后，开始鼓吹天才论，宣扬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蛊惑人心的谬论。邓拓同志不同意林彪的所谓精神原子弹的提法，认为不能脱离物质基础孤立地讲精神的作用；他反对讲空头政治，主张政治必须落实到业务和经济工作上。面对着林彪之流搞突出个人的宣传，邓拓同志深深地感到忧虑。因为，少宣传个人，多宣传党，多宣传人民群众，这是党一贯的方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一九六一年，他在为《三家村札记》写的第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反对说伟大的空话。一九六二年，《燕山夜话》栏内又发表了《智谋是可靠的吗？》旗帜鲜明地从理论上批判了“天才论”，指出“所谓聪明智慧只能来源于实际知识。而任何个人的实际知识，都比不上广大群众的实际知识那样丰富。”“最好的计谋只能从群众中产生”，“任何智谋都不是神秘的，不是属于少数天才的，而是属于广大群众的”。一九六五年，某些学校一度推行所谓“语录教学”，要求讲任何内容的一段课，都必须先念一段语录，以示突出政治。邓拓同志不同意这种错误做法，认为这并不是真正地尊重毛泽东同志，而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了。他并把反映这种情况的简报，分送北京市委书记处诸同志。
这里必须提及邓拓同志同叛徒江青的斗争。一九六三年，江青以养病看戏为名，到了北京市。不久，就要邓拓同志写文章，宣扬她的反动的文艺理论。这个荒谬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邓拓同志的拒绝。违抗女王的意志，罪莫大焉。以后飞来的杀身之祸，与此不无关系。在这同时，江青借改革京剧之名，行文化专制之实，以特殊的身份凌驾于各级党委之上，称王称霸，指挥一切，破坏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例如，由沪剧移植的京剧《芦荡火种》后改名《沙家浜》，本来是一个描写地下斗争的好戏，富有传奇色彩，为观众所赞赏。江青却硬要推行她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强令压缩机智的地下党员阿庆嫂的戏，突出郭建光，把戏搞得不伦不类，面貌全非。扮演阿庆嫂的赵燕侠同志，由于谢绝了江青钦赐的那件毛衣，竟惨遭迫害。北京京剧团的演员被勒令去重庆渣滓洞，带上脚镣手铐，“体验生活”。江青还禁演任何传统剧目，不准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剥夺张君秋等同志登台演出的权利，并妄图砍杀北昆剧院和地方剧种。对于江青的这些倒行逆施和恶霸行径，邓拓同志和市委其他负责同志都非常气愤，在彭真同志的领导下，对江青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并委派李琪同志出面，与她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指出戏剧改革必须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对传统剧目要批判地继承，京剧改革必须保留自己的艺术特色，不能搞得四不象，不能剥夺老艺人的艺术生命，不能挟嫌整人，把江青的荒谬意见和粗暴作法一一顶了回去。于是，“北京市委是大北京主义”、“眼中无我”、“破坏戏剧革命”等大帽子纷纷而下。从此，矛盾和斗争更进一步激化了。
在教育战线上，也同样经历着尖锐的斗争。邓拓同志面对否定教师的主导作用、否定文化学习的必要性、否定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以及唯成份论、抹杀一切文化遗产等等邪风，坚决维护党的教育方针。他坚持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强调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在社会主义方向下，教师要教好，学生要学好，要把科学知识扎扎实实地学到手。他强调要学好基础课，开展基础理论的研究，充实和改革教材，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对新老知识分子都要强调重在政治表现，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一九六五年同反革命分子聂元梓的斗争，就是肯定还是否定解放以来教育工作伟大成绩的斗争。邓拓同志一眼看穿了她心怀叵测，发动群众对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邓拓同志指出：“这是一匹害群之马，不彻底批判，教育界不得安宁。”果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文化大革命中，聂元梓立即得到林彪、“四人帮”的赏识。那个“文革顾问”狂叫：“管她是乌龟王八蛋，只要能反他们，我就要用。”他们狼狈为奸，反攻倒算，残害忠良，犯下了十恶不赦的滔天罪行。
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邓拓同志被害，是一场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反革命小丑的生死搏斗。邓拓同志宁折不弯，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大无畏精神。他坚决反对姚文元这种捏造政治罪名、陷害好人的恶霸行径，坚决主张按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开展百家争鸣，来解决学术上的争论。他坚持认为，“不能武断下结论《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不能一批评就把人一棍子打死”，“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要分清，过火的批评要纠正，必须把不好的空气扭过来”。邓拓同志还亲自写了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抵制姚文元之流的政治诬陷，以求引导学术讨论的正常开展。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那个“理论权威”指派他的爪牙关锋，找邓拓同志摸底说项，又打又拉，极尽吹捧献媚、威逼恫吓之能事。但是，邓拓同志巍然不动，坚决把他们顶了回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原则问题面前的坚定性。后来，当邓拓同志看到中央批转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时，曾对有可能刹住江青和那个“文革顾问”之流刮起的邪风而寄予希望。但是，我们毕竟太天真了，对这帮野心家、阴谋家的心毒手狠估计不足。此后，局势急转直下，一场浩劫发生了，林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竟然得逞于一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包括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遭到迫害，有的死于非命，有的终身残废。这是多么沉痛的历史教训啊！
邓拓同志是带着与敌人搏斗后的遍体鳞伤，挺直地站立着死去的。在心脏停止跳动前的一刻，他发出了最后的呐喊和抗争。邓拓同志在写给彭真同志、刘仁同志和市委其他同志的信中，忍着内心的剧痛，愤然驳斥了江青、姚文元、关锋、戚本禹之流的每一个无耻谰言，披露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最是虚心留劲节，久经风雨不知寒”，“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在林彪、“四人帮”的淫威面前，邓拓同志保持了不屈的傲骨。
我们要永远记住血的教训，消除一切不安定的因素，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其流毒，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