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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初探(三)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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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79-08-08
第5版()
专栏:

美国社会初探(三)
金凤
“好,再来一个”
在美国访问期间,处处使人感到,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之树现在又添了新枝。
在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家的小花园里,才旦卓玛应美国朋友的要求,演唱了西藏民歌。她那优美、嘹亮的歌声,在初夏的黄昏中回荡,激起美国朋友热烈的掌声。这时,隔壁花园中忽然传来一个男孩子的清脆的声音:“好,再来一个。”树枝编成的密密的篱笆,使人看不清这位美国小朋友。我们请他过来,他害羞不肯。才旦卓玛站到篱笆跟前,为这位不露面的小朋友唱了一首云南民歌。篱笆那边传过来一阵笑声和激动的“谢谢,非常谢谢!”的喊声。虽然我们没有同他见面,但是在这位美国小朋友幼小心灵里,显然已经播下了中美友谊的种子。
从华盛顿去纽约途中,坦普尔大学副教授兼一家农场的经理韦格纳先生带了他的三个男孩,特地赶来迎接我们到他家作客。天色已晚,开始下起雨来,愈下愈大。我们冒雨前进。到了他家,出来迎接我们的有他的母亲、妻子、哥哥、嫂嫂、外甥,还有他邀请的二、三十位朋友,气氛十分热烈。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到过中国,对新中国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兴趣。在交谈中,话题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谈到计划生育,从中国有没有能源危机、通货膨胀谈到妇女的服饰、儿童的教育……美国朋友们实心实意地希望中国富强起来,而且希望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避免苦恼着美国人民的一些缺陷和弊病。
韦格纳先生的七十八岁的老母亲对我们尤其热情。她有五个孩子,十七个孙儿孙女。她的第四个儿子在香港经商,和中国妇女结了婚。她笑着说,她和中国人是亲戚。韦格纳先生是她最小的儿子,和她同住在一座楼房里,但有门隔开,分开生活。老太太独自住一楼一底。虽然已是七十八岁的高龄,老太太自己做饭,自己开车买东西,自己收拾住房,还担任儿子经营的农场的会计。儿子付给她会计的工资。前些日子,她摔了一跤,腿受了伤,她的孙子照顾她一段时间,她按小时付给他工资。这种家庭关系我们听了不免有些奇怪,在美国却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遇到不少在中国工作过或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他们对中国人民有着很深的感情。两国人民经过三十年的阻隔,现在重新来往,他们感到格外高兴。麦迪逊市密尔策医疗仪器公司的一位总工程师谈到他在二次大战时在中国呆过半年,帮助中国培训青年技术人员,他非常喜爱他们;随后一段时间,中美交往中断了,这使他十分难过;现在,通往中国的大门再一次打开了,他非常高兴,真诚希望中美人民的友谊能够持续下去。
不少美国人愿意了解新中国,认真地研究新中国。纽约市伯纳德学院一位女教授热情地说,二次大战以来,中国一直在变,她一向把中国当作社会正义的模范。威斯康星大学的爱德华·弗雷德曼教授去年二次访问中国,在河北饶阳著名劳动模范耿长锁领导的五公大队住了两个月,研究人民公社,回国后写了书,即将出版。在洛杉矶美中友协总部,陈列着许多介绍新中国的书籍、图画。美中友协现有一万多名会员,在全国有一百五十多个分会,今年准备组织七十七批、三千八百人访问中国。美中友协除少数专职人员外,大部分是志愿工作人员。一位女摄影家每天从早晨七点到下午四点搞她的专业摄影,余下的时间为美中友协义务工作。一九七二年,她随美国第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三星期前,她又刚从中国回来。我们还听说美中友协的一位青年朋友,一年做半年工,挣了工资在其余半年中开展友协活动。这些美国朋友为浇灌美中人民友谊之花,费了多少心血!应该说,这是美国社会生活中一个令人鼓舞的方面。思考和探索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访问美国的妇女代表团,我们比较广泛地接触了美国各界的妇女,和她们探讨了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
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美国妇女运动有了新的发展。过去,美国妇女不少安于当家庭主妇,现在已婚妇女参加工作的愈来愈多,妇女就业面扩大了。她们开始冲破传统职业的禁区,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少妇女担任了领导工作。妇女要求组织起来,互相帮助,解决专业训练、寻求职业、婚姻、保健等切身问题。我们在威斯康星州的拉辛市会见一位波士顿来的女士。她和十名妇女一起,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合作社”,收集材料,写了一本《我们的身体和我们自己》,提出了医疗制度中的一些问题。这书现在已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两年中发行二百万册,还出了十三种外文版。
许多妇女研究中心和研究妇女的学说在美国纷纷出现。妇女们要求消除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争取社会承认妇女的价值。当然,许多还停留在学术探讨的范围和知识妇女的圈子里。个别的开始走向社会。我们在斯坦福大学遇到两位女研究生。她们利用假期,两次到堪萨斯州调查墨西哥族女工的罢工情况。她们准备今年八月到中国来研究妇女劳工问题。有见解的妇女开始接触到问题的根源,认识到美国妇女受资本主义压迫。
美国妇女对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怀有浓厚的兴趣。她们常常引用中国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的权利,这使她们十分羡慕。因为她们现在还在为争取通过男女“权利平等修正案”而斗争。在美国国会会见女议员时,当我们谈到中国人大代表中有七百四十二位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百分之二十一时,一位女议员忍不住捏起拳头,高呼:“我们也要争取!”因为,在美国四百多名众议员中,妇女只有十六名;一百名参议员中,只有一名女参议员。
在美国,妇女要争取到一定的地位和成就,只能靠个人奋斗。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妇女开辟了广阔的前途。才旦卓玛过去是农奴,今天担任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这个动人经历吸引了美国妇女。担任有七千工人的北京第一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廖秉瑛被介绍时,总是引起美国妇女的一片欢呼。她们好奇地问她:“工厂里的男子是否服从你的指挥?”她们感叹,美国妇女只有比男子加倍能干,才能担任同等的职务。
美国妇女对中国提倡男女分担家务也很感兴趣。在美国,大部分妇女仍然要单独承担家务劳动。不少有专业知识和事业心强的妇女,得不到男子的谅解和合作,只好牺牲家庭生活。在旧金山和我们共进晚餐的一位女记者,由于晚上经常要采写稿件,不能回家准备晚餐,料理家务,同居的男朋友就和她分手了。
美国朋友很愿意了解中国的婚姻、家庭生活。当她们听到我们介绍中国的婚姻、家庭关系稳定,新中国通过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婚姻法时,不免感慨美国的婚姻、家庭相当动荡,妇女首当其冲,常常受到很大痛苦。我们在麦迪逊市妇女饭店遇到一位身穿黑衣服的妇女。她告诉我们,她的家庭生活十分不幸。第一次结婚,丈夫对她不忠实,还虐待她,不得不离婚;第二次结婚,丈夫是一位学者,虽然外表文雅,还是压迫她,只得再离婚;现在,她是第三次结婚了。
我们告诉美国朋友,中国还是不发达国家,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至婚姻、家庭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作长期的努力,才能逐步解决。这是美国妇女界的朋友们能够理解的。
我们在美国的最后一个晚上,是在旧金山郊区度过的。当我们驱车回旧金山时,远远看到这个海滨城市灯火辉煌,映入海面,宛如满天繁星倒落银河,景色十分美丽。凝视着这动人的夜景,蓦然想起困扰着美国的能源问题,忽然想道:假如电力中断,这里就将是一片黑暗!
这旧金山的夜景,不妨看作是今天美国社会的象征。在它五光十色的表面繁荣下面,潜藏着政治的、经济的、物质的、精神的、道德的……种种危机和问题。正如卡特总统谈到美国的“信心危机”时所承认的,“我们越来越怀疑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意义”。美国社会的牧歌时代走向结束,人们正在思考和探索。这也许可算是我们印象最深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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