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陈一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在办案中切实遵守这个规定，就能有效地防止偏听偏信，主观臆断，保证对案件事实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审判、检察、侦查人员要全面认识客观案情，就应深入实际，依靠群众，从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去收集能够反映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后果、动机、目的等的一切证据。只有取得了反映案件各个方面的充分的材料，才能了解案件事实的全貌，分清是非轻重，正确解决谁是犯罪分子，犯了什么罪，罪行是轻还是重，应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等问题。所以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都应查明证据是否充分。
收集证据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注意正反两方面的材料。能证实被告人有罪和罪重的证据，要收取；能证实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同样应该注意收取。如果先入为主，只收取那些符合自己愿望和需要的材料，而不管与自己设想相反的证据，必然会产生片面认识，造成被告人无罪受罚或罚不当罪的后果。对于任何证据，在收集时都应按照其本来面貌提取，如实记录，决不可弄虚作假，任意歪曲。
为了保证取得符合实际的证据，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收集证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如询问证人和被害人，只能个别地进行，不仅询问笔录应当由他们核对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而且在询问时，还应告诉他们伪证、诬告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进行搜查，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和见证人在场，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在搜查中发现了可以用作证据的物品和文件，需要加以扣押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查点清楚，开列清单，并由有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同时，刑事诉讼法还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如果审判、检察、侦查人员不顾法律的严禁，实行刑讯逼供，不仅应依法对其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给予行政处分，而且这样取得的“证据”，也是非法的，无效的。
办理刑事案件时收集的各种证据，往往很复杂，不仅有真的，也可能有假的；有的互相一致，有的却互相矛盾；有的与案件事实有直接的联系，有的则是间接的联系；有的有肯定的作用，有的却属于否定方面的。同时，对任何证据的判断，都同肯定或者否定一定的案件事实相联系，直接关系到能不能正确认识客观案情。所以，对证据进行审查，既要针对各种证据的特点逐个分析研究，又要将各个证据联系起来考察，加以对比、印证，看它们反映的情况是否一致。在它们存在矛盾的时候，应分析产生矛盾的原因，通过进一步讯问、调查来获取新证据，求得正确的解决。在案件中存在正反两方面证据的情况下，无论肯定哪一方面的证据，都应当有足够的根据和理由来否定相反方面的证据，才能使被肯定的证据驳不倒，推不翻，具有说服力。在各个证据互相协调、一致的时候，还应考虑它们是客观上的联系，本质上的一致，还是表面现象上的联系，假象上的一致。只有经过这样周密的分析研究，才能识别假象，去伪存真。
对于物证，要研究它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收取的方法是否正确，有没有发生变化，是否有伪造的可能，它的存在和外部特征反映了什么案件情况。对于证人证言则要研究证人是怎样知道案件事实的，在他所谈的那种时间、地点、条件下，能不能看到和听到，有无错觉，前后谈到的情况是否有矛盾，证人同当事人有无恩怨和利害关系，询问证人的方法有无问题等。不仅各种证据需要研究的内容有所不同，就是同一种证据，也应针对各个证据的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抓住应当着重审查的方面。
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时候，一切可能用作定案根据的证据，都应当当庭审查。物证应当出示给被告人辨认。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结论、书证和勘验、检查笔录，应当当庭宣读，听取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意见。出庭的证人陈述证言以后，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都可以发问、质证。对出庭的鉴定人，也可以向他发问。在法庭上把各种证据都亮出来，当众审查，让双方提问，发表意见，进行辩论，就可以充分揭露矛盾，有利于发现问题，辨明真伪，对于全面查清案情，保证人民法院作出正确的判决，具有重要的意义。
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即被告人口供，经过审查核对，确实可靠，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可以用作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根据。这是因为，受到刑事追究的被告人，对于自己有没有犯罪行为，如果犯了罪，是怎样进行犯罪活动的，都比别人更清楚。他供述罪行，就能详尽地提供犯罪的动机、目的、手段等与案件有关的其他情节。他反驳控告，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根据，就有了具体的反面情况。不管被告人口供的内容是供述还是辩解，对于审判、检察、侦查人员全面分析案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都是有利的。因此，重视审讯工作，采取正确的审讯策略和方法，使被告人提供符合实际的口供，是完全必要的。
长期审讯实践表明，犯罪分子除投案自首的以外，通常都不会轻易供述自己的罪行。他们常常是在感到罪行已暴露，抵赖不掉，或者有了悔悟，才开始据实供述。被告人供述罪行，可能有避重就轻的情况，还有为了掩盖同伙，而将别人的罪行承担下来的。如果对被告人指供、诱供、刑讯逼供，他就很容易胡说乱语，招认并不存在的“罪行”或者不是自己犯下的罪行，或者把好人诬指为共犯。所以决不能认为被告人供认有罪，就错不了，就可以相信。
被告人的辩解同样很复杂。犯罪分子为了掩盖罪行，推卸罪责，往往要虚构情节，歪曲事实，狡辩抵赖，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解。对此必须保持警惕，掉以轻心就可能上当受骗。但是，无罪的人也可能错误地受到刑事追究，这样的被告人当然会喊冤、申辩。真正的罪犯提出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或可以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情节，说明理由，进行辩解，是法律所允许的，有时也是符合实际的。所以，不能一听到被告人的辩解，就主观地认为“犯人嘴里无实话”，不作调查研究，随便否定。对被告人的辩解不进行分析，实际上就完全否定了辩解的证据作用，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是不利的。
总之，被告人的口供，无论是供述还是辩解，都会有真有假。审判、检察、侦查人员要防止失察，就必须特别慎重，需要认真调查研究，决不能轻信。假口供不是事实，无论怎样精心编造，都会出现漏洞，无法自圆其说。只要依靠群众，反复查对，仔细分析，就不难作出正确的判断。
被告人供述了罪行，如果不能取得其他证据来核查，就无法判明他说的是真是假，就没有根据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如果轻率地单凭口供定案，被告人一翻供，判决就毫无根据。反之，有了可靠和充分的证据，即使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缺少了被告人供述这一种证据，也完全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提供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事实根据。所以，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由此可见，是轻信口供，还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在刑事诉讼法施行以后，就不仅是按照什么认识路线办案的问题，同时也是是否严格守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