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路靠自己走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革命的路靠自己走
曹晓兰
在向四化进军的新长征中，革命老干部如何对待自己的子女，革命干部子女应从父辈那里继承些什么，这是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它关系到我们党的作风，关系到一代接班人的成长。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
我爸爸曹荻秋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老干部。爸爸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懈，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坚持艰苦的斗争。他在敌人的法庭上、监狱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气节，他为党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后，党和人民给予爸爸很高的职务和地位。这是党和人民赋予爸爸的革命重任。爸爸的革命历史，只能成为子女前进的动力，而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躺在爸爸的功劳簿上。爸爸的革命历史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历史要由自己来写，革命的路要靠自己来走。干部子女如果对这一点没有正确的认识，往往容易产生优越感，产生“骄”、“娇”二气：政治上不求上进；目空一切，脱离群众；生活上贪图安逸，害怕艰苦。要做一个革命的好后代，就必须克服这种优越感。
爸爸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爸爸从不以功臣自居，从不以此傲视旁人，而是非常平易近人，无论是对干部或是一般工作人员，从不疾言厉色，总是平等待人。有一次，我哥哥单位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从外地出差到上海，我哥哥问他有什么要求和困难，这个同志提出想见见我爸爸。当哥哥向爸爸提起此事，爸爸高兴地说：“让他来吧。”就这样，爸爸十分亲切地会见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同志。爸爸在生活上也从不搞特殊。我们姊妹多，还有亲戚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经常十三、四个人吃饭，一天两元钱菜金，爸爸和我们同桌吃饭，从不另做饭菜。爸爸也十分注意教育我们不要搞特殊。记得哥哥上高中时，有学开汽车的实习课，可是，在学校实际驾驶汽车的机会很少。回到家里，哥哥和司机同志商量好了，想用爸爸的小汽车学开车。但是，当哥哥向爸爸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爸爸十分严肃地说：“这不行。这是公家的汽车，如果损坏了将给国家造成损失，也影响工作。”
我常常想：不能由于我自己的过失，给爸爸脸上抹黑。不能让爸爸为我们操心，要让爸爸把全部精力放在党的工作上。因此，我注意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上进，克服优越感。我体会到：要克服优越感，就必须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接近工农群众，建立工农感情。在中学时代，我就比较注意接近工农出身的同学，和他们打成一片，交知心朋友，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困难。在下乡工作中，我坚持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不怕脏，不怕苦，主动为贫农老大爷、老大娘拆被、洗衣、挑水，还把节省下来的津贴帮助困难户，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要克服优越感，必须在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无论在学校、在部队，还是在农村，我在劳动中，总是脏活、重活抢着干，挑粪、喂猪、打扫厕所、挖河泥、拉板车……从来没有怕臭、怕脏、怕累过。要克服优越感，坚决不搞特殊化。一九六二年，我高中毕业，经学校党支部选送，报考了张家口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录取通知下达后，有人提出并帮我联系留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我不愿享受这种特殊照顾，毅然决定去张家口，在爸爸的亲切教育和党组织的培养下，一九六三年，我刚满二十周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个人在顺利的条件下，坚持进步，坚持革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在困难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政治上受到打击迫害时，能不能继续坚持进步，走革命的路，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中，爸爸从革命老干部、老党员，被打成“走资派”，并被诬陷为“叛徒”，我从革命的好后代、学雷锋标兵，一下变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叛徒子女”，甚至有人扬言要开除我的党籍。面对这沉重的打击，无辜的株连，我是消沉、颓废、不革命了呢？还是振作精神，坚持革命呢？我的答案是后者。我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肯定了这条路没有错，下决心坚持走下去。“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一个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勇往直前。尽管爸爸被打成“走资派”、“叛徒”，我还是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边疆去；尽管我被视作“叛徒子女”，不让留在部队，我还是坚决回到了农村，决心当一名农民；尽管因为爸爸的问题未解决，不能提干，甚至撤了职，我还是一心为党工作。
爸爸担任领导职务时，我不靠爸爸，靠自己，努力向上；爸爸受迫害时，我仍然坚持走革命的路。今天，爸爸平反昭雪了，我是躺在爸爸的功劳簿上，贪图舒适安逸，还是继承爸爸的遗志，勇挑革命重担呢？这又是一个新的考验。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经党中央批准，在上海为我爸爸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并将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爸爸的十年沉冤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我们这些子女也才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获得了第二次政治生命，我们打心里感谢党中央，感谢华主席。是啊，我们的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党和国家的今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只有继承爸爸的遗志，更好地为党工作的义务，没有向党提出任何个人要求的权利。我们因受株连，复员退伍，现在回部队是理所当然的。部队的物质待遇要好些，工资要高些。但是我们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已经成家，有了孩子，到部队只会给组织上增添麻烦。况且这些年来，我们的业务已生疏，不能胜任业务工作了。我们决定不回部队。上海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我怎能不怀念？上海的生活条件比淮北好得多。但是我考虑到：文化大革命中，无辜受株连的，何止我们一家，难道他们都能回上海吗？要是大家都想到条件好的地方去工作，那么条件艰苦地方的工作，又有谁来干呢？而且，上海本来人口就很稠密，我们回去只能给上海增加压力。我们决定不回上海。党需要我在那里，那里就是我的工作岗位。我要以爸爸的革命精神，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永远做一个爸爸所希望的人，为四化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原载《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