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当前短篇小说的新发展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怎样看当前短篇小说的新发展
杜雨
建国以来，还没有什么作品象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短篇小说一样，受到这样广泛、热烈的欢迎，同时又受到这样经常、严重的非议。最近，我们听到这样一种很严厉的说法：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就是“歌德”，谁要是不这样做，就有“缺德”的嫌疑，就是一种“阴暗的心理”，就是把暴露的矛头对着社会主义，对着共产党的领导，对着无产阶级专政，对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等等。
人们不禁要问：究竟这类题材的作品何罪之有？是不是近来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好的倾向？它们的前途可能如何？
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有一点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就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
事实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两年多来我国短篇小说的创作空前繁荣，产生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好作品。这些作品是当前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潮流的产物，它们反转过来又影响、推动着这个潮流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广大群众对这些作品（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值得我们注意的另一个事实是：揭露和批判林彪、
“四人帮”这类题材的短篇小说，近半年多来又有了新的发展。它们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而不断前进。这半年时间并不长，但出现了许多好作品，无论从思想内容的深刻上，还是题材选取的丰富多样上，或者是在风格技巧的探索上，都有所突破。这些新的优秀作品，很可能标志着这类题材的短篇小说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以《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为代表的最初一批短篇小说，主要是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横行给我们党和国家、民族造成的严重创伤为特色的，所以被有些人称做“伤痕文学”。如果说这个概括虽不很准确，但还多少有点道理，那么，这个称号对近来出现的一些短篇佳作，如《黑旗》、《剪辑错了的故事》、《记忆》、《内奸》、《在小河那边》、《爱的权利》、《锁》、《我爱每一片绿叶》等等，就完全不合适。因为这些作品已经不把描写、揭示“伤痕”做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它们为自己提出了更高的目标，那就是：让人通过作品去探索、思考林彪、“四人帮”造成的这场灾难的规模、性质，及其产生、形成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并且从中寻找对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刘真同志的《黑旗》和茹志鹃同志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在这方面作了较深的探索。尽管《剪辑错了的故事》并没有直接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而只是在结尾处有不足百余字的暗示，但是，这个短篇使读者激动的东西，和《黑旗》是十分接近的。这两篇作品都以它们所创造的生动的艺术形象，把我们带回到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但是，它们都着重表现了与大跃进同时产生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当我们看到小说中那些对人再老实不过，对党再忠诚不过的老贫农、老党员、农村基层干部，由于和这股极左的歪风作斗争而受尽冤屈和打击，被撤销职务、下放劳动，被扣上“典型的、自己跳出来的右倾分子”的帽子，甚至被逼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因此而激动，因此而深思。《黑旗》中一位主人公丁善忠说：“我从十岁认识共产党那一天起，二十年来没有对党说过一句谎话，现在不行了。那时候，对党说假话，欺骗，就要受批评，现在，说了瞎话升大官，受奖，这是怎么回事呢？”这种沉痛的疑问，绝不是丁善忠一个人有，而是我们许多干部在同极左的思潮作斗争时所共有的困惑和思索。经验告诉我们，每当极左的歪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必然遭到破坏，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受到打击，甚至出现“好人也会杀好人”的悲剧。《黑旗》这篇小说把这一惨痛教训用艺术形象做了生动的描绘。《剪辑错了的故事》中的甘书江的形象，也是发人深省的。为什么这样一个在战争年代和人民群众分吃最后一口粮食的老干部，在大跃进年代里对人民群众会那样心狠？为什么他为了“欺弄人”的“三天三夜改变面貌”，竟不惜把农民们赖以糊口的梨园砍掉？为什么他打击党内有不同意见的老同志那样残酷无情？茹志鹃同志没有具体地描写甘书江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命运，但读者不难想象，这样的干部是不可能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有所认识，也不可能同他们进行什么斗争的。他多半会跟着林彪、“四人帮”跑，直到自己也被整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才可能有所觉悟。张弦同志的《记忆》，又从另外一个方面接触了《黑旗》、《剪辑错了的故事》中所努力探索的那些激动人心的问题。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一个最大罪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加以极端的歪曲，然后打着这个旗号以空前的规模和残暴去整人。但是，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也是需要一定历史条件的。《记忆》中的主人公秦慕平，在“四清”中为了表明自己没有右倾情绪而毫不负责地整了人，到头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最后他喊道：“对于颠倒人的人，要从严处理！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党纪国法，将来会有的！一定要有！”这种沉痛的觉悟，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得来的觉悟，是我们永远不该忘记的。
刘心武同志的《我爱每一片绿叶》，是一篇读的时候可能略觉平淡，但读后使你久久不能平静的好作品。这篇小说通过艺术形象提出了一个严肃而尖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人的个性？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不承认人的个性存在？乍一看来，似乎这个问题与林彪、“四人帮”造成的种种祸害无关，但是，《我爱每一片绿叶》却令人信服地表明，林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制造的混乱是多么严重。魏锦星象狮子般地扑向大字报时发出的那撕裂人心的惨叫，以及他在评选优秀教师的会上胆怯地要求“给性格，特别是给比较特殊的个性，落实政策”的嗫嚅，都久久地在我们耳边回绕。这些凄惨声音的背后，是沉痛的历史教训：共产主义事业最根本的目标，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解放与幸福，我们所进行的革命并不一般地与人的个性发展相对立。因此，我们不能在人民内部把人的个性当做坏东西加以限制，甚至予以斗争。林彪、“四人帮”的愚民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恰恰是妄图把几亿中国人民都变成毫无个性的盲从工具。
近半年来出现的好作品绝不只是上述的几篇，而是一大批，并且各具特色。例如《内奸》大胆突破禁区，以一个商人做正面人物，并以这人的性格发展为线索，歌颂了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对“阴阳脸”式的人物（这种人物是林彪、“四人帮”重要的社会基础）田玉堂作了辛辣的鞭挞；《锁》以一个构思很独特的故事愤怒地控诉了“四人帮”对文明和科学的践踏；《爱的权利》表面上是写爱情，但实际是一曲社会主义公民权利的颂歌；《在小河那边》提醒我们，林彪、“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如果要真正落实党的政策，还得作一番斗争，等等。这些作品在立意构思上，在风格语言上，特别是在人物塑造上，都有独到之处，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总之，我认为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这类题材的短篇小说，近半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比之前一段确实跨进了一大步。
既然如此，为什么对这类短篇小说的非议声最近也大大提高了呢？可能有这样一个原因——这类作品近半年的发展有一个特点，即开始越来越多地涉及人民内部、甚至我们党内的一些问题。大概正是这一点使有些同志不能容忍，认为这就是把矛头指向党和人民。这使我想起生活里群众非常讨厌的一类干部，他在会上会下经常讲：可以给领导提意见嘛，洗洗脸、照照镜子有什么坏处？可是群众心里很清楚，这个意见是不能随便提的。要提，你就得先讲一大堆优点、成绩，然后提一点不关紧要的小毛病。如果你不知好歹，傻里傻气地不讲成绩，光讲错误，而且净
“揭短儿”，那这个干部马上就会变脸色。有些总是看不惯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作品的同志，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毛病？其实，打倒“四人帮”以后，报刊上报道和揭露了多少我们过去工作中的问题、毛病，天也没有塌下来，相反，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有信心，更加信赖党。为什么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每有一点探索和尝试，就总有人不高兴，甚至暴跳起来？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作家要面对现实，文艺要对生活起积极的作用。今天，我国人民刚刚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民族浩劫，痛定思痛，正在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国家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还需要克服许多巨大的困难——当这一切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是非常严峻的现实的时候，我们的文艺，我们的作家，不能不对林彪、“四人帮”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探索和剖析。由于这伙敌人是我们党内生出的恶性瘤，我们在剖析的时候必然会接触到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必然会触及到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相反地，我们倒想问问那些持非议的同志：当我们的作家拿起笔来这样做的时候，难道不正体现了他们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心，不正体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鲜明党性吗？
最后想说明一点，如果对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这类题材的作品有非议的同志，仅仅是对这类作品创作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缺点有所非议，那我们之间的分歧也许不会太大。因为在这类作品的创作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些还是带有倾向性的。
比如，在这类题材的短篇小说中，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毛病，即以为谁的短篇小说“胆儿大”，敢淋漓尽致地暴露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黑暗和暴行，谁的作品就“深刻”，就“突破了禁区”。于是，就出现了一批强调刺激性，专门写残暴、写丑恶，甚至走向离奇和怪诞的作品（其中有许多都没有发表），这就有些成问题，需要讨论。当然，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写残暴、写丑恶，甚至离奇和怪诞。因为写这些东西也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比如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小说。问题在于我们有些作品的立意平庸，没有思想的闪光。托尔斯泰曾经说，一个作家总要回答人家这一类的问题：“喂，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呀？……你还能够对我说出些什么新鲜的东西来呢？你现在是从哪一方面向我阐明生活的呢？”我们不是为暴露而暴露，我们写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最终是为了从这一悲剧式的巨大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使我们的党和民族避免重演这个悲剧。因此，我们写这类作品的时候，也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样的人呀？关于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你还能够对我说出些什么新鲜的东西来呢？”如果我们的作品讲不出“新鲜东西”，而只是用刺激性的情节去糊弄读者，那读者迟早会鄙夷地转过身去。
在这类题材的作品中，还有一些作品艺术上不够讲究，没有特色。不少作品其实还是图解概念——而且往往还是一些见解平凡、没有“新鲜东西”的概念，因此作品缺乏新鲜感和艺术感染力。其实，最近发表的许多好的短篇，艺术上都是相当考究的。象《剪辑错了的故事》那种突破时间顺序和故事发展的逻辑，把过去和现在、现实和回忆交错起来的大开大阖的结构；象《内奸》在叙述故事、刻划人物、语言特色等方面，努力吸取中国古典文学的营养，创造一种新风格的成功的探索；象《锁》的不同凡响的构思——它把奇特的情节和人物性格的行动逻辑结合得非常紧密，等等。特别是这些作品所塑造出来的一系列性格鲜明、动人心魄的人物形象，足可以开一个长长的、有着十分重大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人物画廊。如果我们对这么丰富的创作实践能认真地、及时地加以总结，一定会使短篇小说的创作在艺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在其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如雨后春笋，数量如此之多，对千千万万读者产生的思想影响如此之大，都是十分罕见的文学现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文学运动。目前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作品，只不过是这场文学运动的最初果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若干年后，未来的文学史家们会给这一文学运动以应有的评价，或许会把它们和“四五运动”中光辉的天安门革命诗歌相提并论。我们也有理由希望，在这个文学运动的健康发展中会产生一批不朽的文学巨人，产生我们自己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产生现代的曹雪芹。但是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作家要充分享有艺术民主，而不要一边拿笔写东西，一边总觉得头顶上有什么危险——好象那里悬有希腊神话中描写的那把用一根马鬃系住、随时有可能掉下来的利剑。